黄任望

2008年5月19日14时20多分，笔者和几个同事走出所在单位大楼，来到长安街边，等待哀悼的时刻。国家广电总局的楼前，已是国旗半降、人群肃立。一些机构、部门门口的空地上已经站满了人。临近14时28分，惯以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长安街再次静默下来，南礼士路路口亮起红灯，所有的汽车中止行驶，所有的行人停下脚步，一脸悲容。随着收音机里播音员宣布“致哀开始！”，静默瞬间转为万笛齐鸣。就在这神州同泣的一刻，人真的能体会到什么叫“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听到高昂而哀怨的笛声，人不由得内心震颤、热泪长流。

不知这次全国哀悼日选定在5月12日汶川地震之后第七天的确切、具体缘由。但人们议论，这一哀悼日与民间的“头七”巧合。“七七”是古代遗传下来的汉族丧葬风俗，流行于全国各地。即人死后（或出殡后），于“头七”起设立灵座，每日哭拜，早晚供祭，每隔七日作一次佛事，设斋祭奠，依次至“七七”四十九日。“七七”习俗的形成据说和佛教的传入有很大关系。依据佛教理论，人死后四十九天当中，亡者处于“中阴身”，神识不散，还能感知痛苦，要使亡灵得到好的去处，就必须给予抚慰和“超度”。

事实上，这一民间习俗的“封建迷信”背后，折射出深切的终极关怀，也隐含着强烈的人文意蕴。依托“灵魂不灭”的“想象”，活着的人们对于死去的亲人、爱侣可以保留更多的思念，减少一些“永别”的绝望和悲伤，甚至有了美好祝愿和积极期盼。这一“非理性”的祝愿和期盼其实同时也回馈、赋予存活者更丰厚的生命价值和更广袤的存在意义。相比而言，“人是一堆碳水化合物”的“理性”认知就显得有些决绝、残酷。

哀悼日与民间“头七”之间的“巧合”如果并非“偶然”，而是有意识的公共决策，这样的“故意”就值得称赞和进一步思考。可以说，这一人性化政策和举措体现了党的“十七大”报告当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战略指导下，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意识和努力。我们也乐于预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承认和尊重，对于宗教、传统文化、民间习俗、公民社会的自然需求等一系列积极因素的进一步开放与接纳。

“5.12”汶川大地震从发生到目前为止，我国国家领导人亲临一线、官方机构竭力救灾，政府允许和鼓励国内民间机构参与、接收多个国外救援队伍入境、保持新闻及时公开和信息畅通，以及首次把大规模的普通公民死难视为“国殇”，将全国哀悼日定在“头七”等一系列做法，无不昭示人类亘古不变的“生命尊严高于一切”的普适价值与道德信仰。

正是在“人道主义”圭旨指引和光芒照临下，全国人民、社会各界表现出空前的亲爱心和凝聚力。但愿这种亲爱心和凝聚力得以持续，不会随灾难的远去而消散。但愿这次灾难能够让国人在经济大潮中稍微停歇下来，重新审视一下关于生命、尊严、悲悯、感恩……那些沉重却又无比柔软的话题。但愿政府和公共政策制定者们能从这次地震灾难中民众的道德言行和志愿表达中受到启发和教益，肯认、重视人性规律，明见和遵从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