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向来是一个出军阀也出将帅人才的地方，新中国十大元帅中有四位就是从四川崛起的。一代伟人邓小平，更不会被大家忘记……】

古语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后定＂这是一句谚语，最早见于明末清初人欧阳直公的《蜀警录》，而更早的渊源则可追溯到《北周书》上蜀人“贪乱乐祸”的说法。听起来似乎有点贬义，如果加上下一句就更让人确信无疑了，那便是“天下先治蜀后治”。似乎巴蜀从来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地方，先乱后治的传统延续了上千年，甚至更早，春秋以前。
　　　　　　
　　古代的巴国和蜀国地处秦岭、大巴山、云贵高原、青藏高原的包围之中，进出交通十分艰险，直到科技发达的唐代，李白还咏出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这就形成了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局面，蜀人自给自足，发展农业生产，春耕秋收，相对固定的生产生活场所，确定了农业在社会生产中的主导作用。
　　　　　　
　　但又并不能完全与外界隔离，战国时期，秦昭襄王派了一个叫李冰的人到蜀郡做太守，看起来是一个不起眼的任命，但就是这个李冰，奠定了自此以后两千多年巴蜀文化的特点，一个小小的水利工程，让蜀国从此沃野千里，国富民强，这为文化的孕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物质基础。还有后来的刘邦起于四川，刘备建于四川，司马迁、李白、杜甫、苏轼的足迹无一不涉足四川。这就形成了文化间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如果以长江作为中国文化体系的划分来看，上游是巴文化、中游是楚湘文化、下游是吴越文化，无一不是华夏文明的主体构造。
　　　　　　
　　再说巴蜀“先乱后治”，听起来总给人一种蛮荒、刁顽的感觉，直到近代，才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郭沫若认为“能够先乱是说革命性丰富，必须后治是说建设性彻底”，与“革命”牵连起来总是带有超越文化的色彩，我们姑且把这种“革命”称之为“变革”。变革本身就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历朝历代，巴蜀始终是让帝王最头疼也最不愿割舍的地方，无论从文化还是军事、经济的地位，巴蜀总是若即若离，你乱我治，你治我乱，总显得与华夏整体格格不入，又难分难舍。
　　　　　　
　　巴蜀自古以来也是一个很好的避难的地方。项羽称霸之后封刘邦为汉王，即放逐了刘邦，又可以监视他。而刘邦似乎也很乐意，带着打天下的一帮哥们充军一般到了汉中（汉中也是蜀国的一部分），从此励精图治，几年时间就把天翻了过来。刘邦的后代丧尽了汉家天下，一个不知隔了多少代远到不知边的以织席为生的自称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同样选择了立足蜀国的路线，只是与强大的中原势力比起来，小小的蜀国岂是对手？终将走上灭亡的道路，而灭亡本身又是重生的开始。连盛唐的明君，遭遇安史之乱，首先想到的避难的之所仍是四川，山高路远，行路难，行军更难，收拾旧河山，从头再来。包括蒋介石，丢了南京，还有大西南。
　　　　　　
　　近代研究巴蜀文化的学者，始终很难给巴蜀一个准确的定位，其实何须定位？巴蜀就是巴蜀，独立在中国文化之中，又紧密缠绕在中华文明博大、深远的历史深度与广度中。我们今天再重访都江堰、重游杜甫草堂，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思考，千年的文化沉淀非一朝一夕能够诠释清楚，既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何不顺其自然？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先治蜀后治。从大方位定论只能是部分地区的地域文化现象，也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姑且当作又一次为四川鼓吹吧，文字总是很浅薄，遗迹总是很清晰，感受总是和真切。

【网友留言】

辛亥革命是起源于四川的保路运动,解放战争时大西南是最后被平定的,这是两个现代的例证。

郭沫若认为“能够先乱是说革命性丰富，必须后治是说建设性彻底”，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他还认为“四川人的丰富的革命性和彻底的建设性是由李冰启发出来的”，是“李冰的建设，文翁的教化，诸葛武侯的治绩，杜工部的创作”感化和启迪的结果。

远的不说，近代有几件事情也可以佐证。一件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起因是成都的保路运动，引起全川起义，成为武昌起义的开路先锋。另一件是文化大革命中搞武斗，全国第一声枪响是在成都132厂打起来的。再一件是满清政府入关以后，凭借着强大的武力把明朝政府赶下了历史的舞台，广大中原的版图已在它的统治之下，然而趁着明末战乱而揭竿起义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却率领着数十万大军躲入了四川。清朝政府打扫完中原战场以后，才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平定张献忠义军的事情上来。明末清初的很长一段时间，蜀中的战乱尤为惨烈，不光有清军和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搏杀，同时还有满人和汉人、地主武装和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杀掳，那的确是一个刀光剑影的时代。

到了民国建立，蜀中又呈现出群雄逐鹿、军阀混战的局面，无数大大小小的军阀像地里冒出的蘑菇一样，通过各自的手段迅速武装起来，试图称王称霸和割据一方。“委员长”蒋介石面对这种局面也深感头痛，虽然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也未把四川地域的军阀袍哥们收拾干净。隋文帝曾经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他说：“巴蜀险阻，人好为乱。”因此他便分封他的第四个儿子杨秀到成都做蜀王，以此来加强他的统治。到了明朝，朱元璋同样把他的儿子朱椿分封到成都来当蜀王。清朝政府对蜀地的控制依然很严格，曾经营建“满城”，派遣忠实的八旗子弟前来镇守，以防地方作乱或形势吃紧。这种传统若追根溯源，其实是从秦朝就开始了。秦灭蜀国后，秦政府曾经派遣宰相张仪到成都修建秦城，城里全部住的是秦国的士兵，他们害怕蜀国的残余势力兴风作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