檻外人說檻內事

——为了自由思想而丢掉了思想自由

錢宏先生：

多次承蒙惠寄大作，甚爲感激，未能速讀速覆，常感抱歉。關於王元化的幾篇文章讀過，認爲反思精神幾個字提到了要害，很有價值。先生為中國，為中國文化不斷探索的精神值得贊佩。

順頌撰安。

劉笑敢（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

尊敬的劉笑敢先生台鑒：

您百忙中回復，甚為感謝，也許我有借題發揮之嫌，且劉先生的“要害”說，我也作此解，呵呵。然元化先生仙逝，確實讓我想了許多許多。於是，就寫了那篇《第三種忠誠》，還有這篇《愛之切、思之深，方能傳之久》，不好意思，我是覺得：現在到了應當做點什麼的時候了，要不然我們這一代人可就真是“尸位素餐”了，可我人微言輕，且又沒一個合適的身份，更沒有合適的平臺，只有您這樣對學界學人有影響力的前輩才有號召力。

現再一併正式寄上請您指正。如果香港有合適媒體願意進用，我沒有異議，麻煩您了。

中國當代的精神文化和文化精神的退化，已經是一個不爭之事實。這從根本上說，不是什麼政治環境的問題，而是中國學人或學界自身的問題。有兩個典型例證可以作個比較說明，一是從康得到黑格爾時代的德國，政治上實行的就是君主專制，但他們創造出德國古典哲學的輝煌，為後來德國與世界接軌奠定了精神文化基礎；二是從王夫之顧炎武到戴震時代的中國，政治上更是專制到大興文字獄的地步，但是他們依然成就了闡釋學考據學的輝煌，也為近代中國與世界接軌奠定了一定的學術文化基礎（我這樣說，肯定有不少先生們反對，我指的是考據學家們把儒家經典考完了之後重新把墨家、名實家還有神話等等也挖掘出來，為中國人接受博愛觀念接受數學、邏輯學等等提供了本土文化支撐）。當然，還有一個更典型的例證，就是通過《國學大師叢書》為之樹碑立傳的那一代身處亂世卻在各個領域開風氣之先的“群賢”。相比之下，中國當代的學人們，都做著和做了些什麼呢？

中國如今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製造大國，什麼產品都能製造，無論是內銷的還是出口的，都可以成批成批地製造出來，這不是問題。而中國的教育和教育機構，也同樣是一台台製造機器，要什麼規格的產品，就可以用什么样的学术成果量化设计标准（比如国家一级刊物上发若干篇论文，论文标准是“言之成理”外加“持之有故”！），立馬製造出什麼規格的產品，這個專業那個專業名目繁多的學士、碩士、博士、博士後、教授、博導、學術帶頭人，通外文的，通古文的，中外文皆通的學人袞袞，不一而足，應有盡有。还有什么规格的产品套上行政级别享受什么规格的生活待遇、政治荣誉、社会荣誉。在安排好这一整套“现代管理制度”之后，专门负责舆论宣传工作的部门，就可以放心地将原本还要有些创意的“宣传”变相成刚柔相济的“管制”。尽管并不能真正拑制学人的思想自己和精神独立的人们，反而激发起一种斗争反抗的热情，成就了一批批以争取思想自由外部环境为己任的学界学人，而成功地窒息了思想自由本身——单是为了一个思想自由的权利就耗费了多少生命啊。既然没有思想自由，更没有“首创权”，也就无需创新（可以跟着说“要创新”——上层说了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么，那还能不说要创新、要灵魂？但不必真的创新，真的要灵魂——真的创新、要灵魂就太书生意气了，不合中国的生存法则），于是，大部分学界学人也就乐得在自己占领的一亩三分“學術園地”裏討生計。有时，我觉得宣传管制干部很可能在偷着乐：就让你们这些学人（管他们叫知识分子或文人）时不时的为了思想自由权争一争，闹腾闹腾，再说几句软话平息一下，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我们就免得花脑筋看那什么样“新创造”，岂不快哉。过去的20年，这似乎成了双方的一种默契。结果是双方都越来越弱智化。不信请看，我們當代中國的這些學人都做了些什麼呢？

除了COPY，除了闡釋，除了“跑馬圈地”式地治這、治那，除了爭出場機會搶話筒搶話語權，除了爭“特殊津貼”，除了有意無意地形成一個個自我陶醉的非學派性的封閉小圈子，除了充當一個政治界別，極而言之，除了和政界、商界的權貴們一樣本能地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去滿足作為一種自以為是的特殊生物體的欲望與快感……他們在學理、概念、理論體系、思想觀念、精神文化創意上，走出了半步或堅守了什麼沒有？上海這一個月內賈植芳、王元化、蔡尚思三位“前朝”大師相繼仙逝，三位大師留下的精神文化空白，何時何地何人能夠填補？

我們數數，中國學界的袞袞諸公有幾位是將來“跨不過去”的？

當然，在理工領域，還是有一些“跨不過去”的人物，比如楊振寧、丘成桐等先生。然則一來他們多為外籍人士，值不得我們驕傲，二來感覺也還未見特別通透，大概太專業化了之後再想拓展就被困住了。結果，往往只能說些專業之外的話。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的鄒軍教授去年與我會面交流後，特別提到他希望把我介紹給丘成桐先生，他認為我與丘先生一定有很多共同話題可以討論。正巧昨天下午，文匯講堂請我去聽丘成桐先生的講座《數學與物理學的交會：過去、現在和未來》，我就去了。可是，感覺上卻與鄒軍先生介紹的有些出入，甚至我不能說丘先生的演講讓我感到特別滿意。儘管丘先生從歐幾裏德和畢達哥拉斯，講到黎曼幾何和愛因斯坦，把數學與物理的經典交會案例梳理了一遍，儘管他一開始就很強調文學，強調藝術，可是從丘先生推崇“上帝是個幾何學（Geometry地球量測)家”的信條中，我看到的是：第一，丘先生始終強調的是推理的力量，公理的必然性；所以第二，當丘先生講到量子力學以及愛因斯坦花30年時間試圖用場的理論統一量子力學與廣義相對論而最終失敗的原因時，也就不了了之，很難再往下講了。我想，原因大概是，丘先生意識中根本就否定偶然性，否定非線性，在回答提問時他根本否定了天才的存在。我記得愛因斯坦解釋什麼是美的問題上，最他說的美就是中國說的“對稱”，他甚至認為一個方程式列出來，如果不夠美，那就肯定是錯的，事實上他的經驗證明這個信念屢試不爽。這也是他相信上帝不擲骰子的心理依據。但是，量子力學揭示的真理是非線性的，是測不准的，是時而這樣時而那樣的，是偶然性，總之是“非對稱”，也就是說上端是擲骰子的。如果一定要（也應當能夠）把崇尚“對稱”的相對論與傾情於“非對稱”的量子力學統一在一起，以我愚見，只有三條途徑，一是藝術，比如從繪畫（如畢卡索、達利所做到的）、音樂（如爵士、鄉村）、電腦合成(如Fashion)中汲取營養，二是所謂“無處不在時時有”的非線性科學（包括腦科學中的“黑箱理論”，“模組識別”，識別也是“測量”，我猜想，也許這裏有可能創造一種“非黎曼幾何”，等等），三是模糊數學（其實，我想其中包含了中國的整體觀念）。丘先生絕對不可能不知道這些物事的存在，但他的“線性”觀念、“還原”方法和崇尚推理的信念，使他把這些“尺子”統統排除在外了。所以，當現場一位復旦大學生物系學生提出“請問丘先生，數學的方法是還原為簡單，而生物學的物件卻越來越複雜，那麼，生物學要發展，應當借助什麼樣的數學”時，他只能語焉不詳地回答說，“我相信將來這樣的數學一定會有人創造出來”。當一位自稱研究數論三十年的提問者對丘先生的回答表示質疑和不能接受時，丘先生未及置可否就被一位好心維護丘先生形象的憤怒的小姑娘打斷說“你這樣質疑丘先生，簡直是搗亂，丘先生是搞幾何學的，你非要問個數論的問題！”，致使現場有些莫明其妙的混亂，幸好聰明的主持人和保安及時制止了事態漫延。總之，33歲就獲得過有數學諾貝爾獎之譽的“菲爾茨獎”的丘成桐先生，在現場沒有完成他的演講題目的後大半截兒，即數學與物理學交會的“現在和未來”。於是，身份的迷信，再次被無情地打破。

英雄气短，这是生计使然？卓有成就的數學家，尚且如此，我真的不知中國文科的學界學人，拿著黨和國家的“俸祿”——納稅人的錢，這麼多年到底都幹了些什麼？

唉，算了，不說了，我這個學界學人之外的凡夫俗子，還是少說些漏洞百出的外行話，也少得罪人為好——畢竟檻外人說檻內事，休惹肝火枉費心。就讓我們相信物極必反否極泰來之道吧，還是正面鼓勵為主，由他們自己覺醒比較妥當。

余容後敘。祝吉祥！

錢 宏2008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