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将在今年结束。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李伟表示，将争取为历时15年的政策性破产“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政策性破产是中国为国有企业退出做出的特殊安排。5600家国有企业因此退出市场，这项制度为1018万名企业职工提供了必要的安置成本，但也因将银行债权置于职工安置之后，引来诸多争议。政策性破产的总成本无法估算，有专家称，从几千亿元到上万亿元都有可能。（6月9日《经济观察报》）

因为5600家国企改制，付出了上万亿的成本，令人触目惊心。虽然说，这只是一个表面的经济成本数字，其包含着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被磨蚀掉的财富。在这个冰冷的数字背后，隐藏的是国企改革造成的人力资源损失，也就是大量人员失业造成的社会财富流失，即学者胡鞍钢所称的“奥肯损失”，这部分损失与流失的国资一起，构成了庞大的经济成本。

2006年8月，历经12年立法，新《破产法》获得通过。对于破产制度的安排，新法的市场化因素大为增强。比如，确立了担保债权优先受偿的制度，引入了破产管理人、破产前重整等制度。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与依法破产的最大区别在于，政策性破产时企业清产核资后的所有资产首先用于安置职工，而不是清偿银行债务。

但是，新法规对清算组的设置仍存在一定问题，如清算组主要是由政府主管部门人员组成，计划经济色彩浓重，行政干预很强。据东北某省国资委的一位官员介绍，该省的国企面临的追诉，涉案金额达40多亿。他认为，国企在特定历史阶段承担了“维护社会稳定等责任”，一旦判他们败诉还债，许多企业将会破产，引发很多社会问题。而且，“这些投资者以极低的价格从银行获得债权，却主张百分之百偿还，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一些经济学家相信，产权改革让国企产权从全民所有过度到少数人所有，固然有社会不公，但是这不过是改变了资源的分配方式，并且形成了市场的有效竞争机制。在他们看来，公共财富分给谁无关紧要，关键是形成了竞争，社会经济得到总体增长。这其实更深地涉及到国企改革最终使命之所在。

应当说，国企产权名义上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但是真正的产权所有者在国企产权改革中却是“沉默的大多数”。由于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竞争的产权交易市场，没有保障公众利益的健全的法制建设和有效监督，在国企产权改革浪潮中，许多国企管理者摇身变成大股东，许多民企挖国企墙角，从而造成了国资的大量流失。

平心而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虽历经20多年并且始终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而进行着，但是对于究竟如何构建一套中国特色下的、行之有效的国资管理体系，我们确实仍在摸索中。为了维护国有资产的权益，为了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被迫以强化垄断来自我获利——这确实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而其日益暴露出的弊病则在于，垄断条件下所产生的价格是扭曲的，市场主体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正如此，整个社会为国企改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代价之一是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因为国企改制主要是通过其它国企的产品涨价而来的，老百姓就不得不减少其他方面的开支，从而抑制了总需求的增长；代价之二是财政承担了国企改革的全部成本。国资委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和国有企业债务重组，推进国企主辅分离。

根据2006年2月制订的全国关闭破产工作总体规划，2008年是政策性破产的大限之年。有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大多数国企已完成改制，不过，这并非结束，肯定会留下尾巴，包括职工安置、核销资金的出口和来源等问题。例如黑龙江2008年将要完成最后101户政策性破产项目。由于这101户都是地方国有企业，根据破产企业破产拍卖所得安置职工，仍不足的按照企业隶属关系由同级人民政府负担的原则，这笔钱得需要地方财政出。

基于此，我们对国企政策性破产的终曲还不能沾沾自喜。有专家建议，对于在2008年内完不成政策性破产程序的国有企业，在2008年以后可以走行政关闭的程序，由国有企业自己注销自己的企业，然后自己拿出资金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建议是有道理的。过去，对于国有企业的破产项目，政府实行的是“特别照顾”，包括对破产财产认定和债务清偿顺序做出特殊规定，并给予财政支持。由此看来，在国企改制的最后阶段，其操作方法应该有所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