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媒体（网络）有关“范美忠”问题有很多的的讨论，还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地震时“救人还是先救自己”？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有一个假设的前提：地震发生时，在地震现场的人需要在逃生前要先思考、回答一个问题，“救人还是先救自己”，这样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在地震发生的瞬间，人的逃生反应是一种本能，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如果要求人在那个瞬间第一反应是“做选择题”，那是违反人性的。所以，地震时，没有救人，先救自己是没有错的。

问题是在地震或者灾难发生时，人的第一反应除了本能的逃生，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反应？我们不用追溯历史，只要看看这次地震中许多人的行为就行，谭千秋老师是最好的典型。我们无法去地下问谭老师在地震的瞬间本能的反应是逃跑还是保护学生，还是权衡之后作了保护学生的选择，我坚信谭老师本能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我的孩子们！”，我相信那一瞬间谭老师一定希望自己的双臂是钢铁做的翅膀，这样就能护住全班的同学。如果我们能去地下问谭老师，为什么这么做，谭老师的回答一定是：这是我的职责。

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当灾难降临的时候，其第一反应不仅仅只有“逃生”，它展现的是人的非动物性的一面，这就是人和低级动物的区别。

古罗马最伟大的学者西塞罗在其《论善与责任》一文中写到：“自然”赋予每一种动物自我保存本能，避免一切可能引起对生命或肢体的伤害的危险……，但是人与兽之间最显著的区别是：兽只为感官所驱使，几乎没有什么过去和未来的概念，只是使自己适应于现在此刻的情形；而人（因为他有理性，凭借这种理性他能领悟的到一连串的后果，看出事情的起因，了解因对果和果对因的关系，进行类比，并且把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却很容易测知自己的生命的全过程，并为营生做必要的准备。……“自然”和“理性”明确宣示：人是唯一能感知秩序和礼节并知道如何节制言行的动物……而且，“自然”和“理性”还将这类情状从感觉世界扩展到精神世界，觉得在思想和行为中更应当保持美、一致和秩序，因而，“自然”和“理性”就小心谨慎，不做任何不恰当的或缺乏阳刚之气的事情……

我们用西塞罗的话对照范美忠的行为，范美忠只有兽的本能，没有人的理性。因为他没有西塞罗所说的把“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的能力。理由很简单，范美忠一定没有想过，如果在地震来临时，他被一块石板压住脚，不能动弹，而逃生路过的人只要将压住他的那块并不很重的石板搬开，他就能得救，而每一个路过的人却都只想到自己逃生，置他于不顾，因为大家都在想（按范美忠的逻辑）：余震每一秒都可能发生，我怎么知道救你的时候，楼不会再次倒塌？这时，被压在石板下的范美忠会怎么想？当然，他或许很宽容的想：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候都有选择逃生和救人的自由，这些没有救我的人是在追求自由。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我们明白，相互帮助对每一个人的重要性，在西塞罗看来，这是一种责任。

西塞罗还很精辟地指出：“一切有德之事皆出自下述四种来源中的某一种：……（2）保持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使每个人都负有其应尽的责任，忠实地履行其所承担的义务；（3）具有一种伟大的、坚强的、高尚的和不可战胜的精神；……”西塞罗还说到：“柏拉图说得好，我们生下来并非只是为了自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朋友都有权要求我们尽一份责任。”

范美忠作为一名教师，在地震来临时没有组织学生逃生，而是自己先逃，对照西塞罗和柏拉图的话，就是做了没有德的事，同时没有尽到做教师的职责。

我以为一个人的善、德和责任都是从小教育和长大后自我完善的结果，范美忠只有兽的本能没有人的善、德和责任，我们这个社会，尤其是我们的教育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范美忠自己的错，是他“逃跑”后的言行。地震发生的瞬间，我们没有理由要求范美忠理性地思考问题，但地震之后，范美忠就应该用理性反思自己的行为、检讨自己的行为，应当意识到，逃生确实是人的本能，但这种本能“兽”也同样有，范美忠更应该明白人不同于“兽”，就是人有“善、德，有责任”，可惜的是范美忠不仅没有反思，还用“兽”也有的“本能”为自己辩护，还要标榜自己是“用头撞墙的思想者”，并把自己的错误行为归责于社会，他说到：“我只是以夸张的手法，希望引起思想圈与教育圈的关注和思考。很多人都具有专制的道德审判官的心态。逃跑并不是有人批判的那样是“低级本能”。

让我为范美忠感到难过的是，他把自己只有“兽”的本能当成是自己对自由和公正的追求。追求“自由”，是因为我们应该得到的自由被剥夺或被限制，而在地震发生时，没有人剥夺和限制范美忠的自由，那瞬间，范美忠的行为只是他长期建立的人生观在这一时刻的实践。真正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都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人类。

让我感到悲哀的是，范美忠至今对教师这个职业应有的职责的错误认识，他说“我的所言和所行，之所以让很多人觉得这么不协调，与我的教师职业有关。一说到教师，大家就有了一个预判，认定教师就应该在道德上如何如何。我认为，教师只是一种谋生手段，被人为戴上了神圣的光环。”

如果3千多年前的西塞罗和柏拉图地下有知，一定会为范美忠对责任的无知而大跌眼镜。

让我为范美忠感到羞耻的是范美忠居然认为自己是“中国最优秀的文科教师”他说，不管是在业务上，人格上，还是遵守道德底线上，比如我的知识、思想在中国是最顶尖的，我让学生自己研究、讨论，我的每节课上学生们都在争吵中度过，他们被我训练得从来不轻易接受一个观点。我的一些学生说：他们现在如果听到言不由衷的话，就会“浑身发麻”。

即使如范美忠自己所言，其业务、知识在中国是最顶尖的，他也应当明白，那是一个教师必须做到的，那是教师“吃饭的工具”，就如同一个出租车司机，他的驾驶技术再高，但满口脏话，没有人会认为他是最优秀的。更何况，范美忠拿什么做标准说自己的知识、思想在中国是最顶尖的呢？

在我看来，仅就他已发表的言论，就可以基本断定，他是一个基本的逻辑思想都没有的文科教师。范美忠在“我为什么说那样的话？一文中这样写到“第二个原因是对道德绑架的反感，起因是王石事件、刘翔姚明事件以及有人号召抵制某些外企的事件。当看到姚明第一次才捐50万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少，因为据我所知，他的年收入是一亿八千万，捐一千万也不会影响他的生活吧？但在与老婆和朋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既然是捐款，就应该是自愿，不是强制的义务。既然这样，不捐也没什么可以谴责的。如果他捐了，无论多少，哪怕是一块钱，也表示感激，如果我是受惠的灾民。但看到王石居然被逼得道歉的时候，我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对这些道德家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首先，范美忠把“自愿捐款”和“社会责任”混为一谈。

在当今世界，企业家应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而作为我们社会中的“明星”，应当有“明星”的风范，这也同样是一种共识。大众衡量企业家和明星们有无“社会责任”和“风范”，其中一个标准就是他们承担的公共责任是否和他们的财力及社会地位相符。当一个年收入过多少亿的企业，只向遭受如此重大灾害的同胞捐助200万，而一个年收入一亿八千的明星只捐50万时，大众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社会责任”和“明星风范”不相符，大众对他们的批评表面看是针对王石、姚明个人，其实大众们指责的是这种作为企业家没有担当其应有的职责这种现象。大众们的批评怎么就成了“道德绑架”了呢？

其次，范美忠不明白“自愿”的基本含义。

我们说“自愿”指的是你没有责任去做某事，做与不做或怎么做（捐多捐少）你可以选择。

当王石成为企业家时，当姚明成为明星时，他们应当明白他们必须担当和他们地位相符的责任，如同老师在地震中要保护学生，这是老师的责任。任何一个想成为企业家、明星的人都应该清楚这一点。如果王石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一万元，他的企业每年的收入只有20万元，他现在向灾区捐助200万元，肯定没有任何大众会批评他。

到此，我想对范美忠说，这样简单的逻辑问题也会混淆，怎么也敢称自己是中国最顶尖的文科教师？身为文科教师的我，为你感到汗颜！

本来就要就王石现象写一点自己的看法，现在就在这里一并说了。

范美忠事件的意义在于：范美忠的行为，给我们这个社会一个信号，我们应当检讨我们的教育；通过对这件事情本身的讨论，包括将来对类似事情的讨论，不断提高我们对自身的认识，不断的完善我们自己，让我们的民族不断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