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李锐
我读李锐李批毛，
马列秦皇自妖娆，
万代皆行秦政制，
莫谈民主乱招摇！
功高盖命三千万，
六亿神州尽“舜尧”！(1)
“关怀只为朝中事”，
应拿“资治”鉴英豪！（1）

注(1):“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

注（2）：

“英豪”：英豪就是英雄，操曰：“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资治”：王力说：“毛主席最大的弱点是没有系统地读过《资本论》。这是上层领导的通病。”书生之见，燕雀呢喃！毛晚年对人说，他把《资治通鉴》读了17遍！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好好地读读“资本论”，却把“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读了又读！还用说什么？ 他要领袖全球，胜靠出奇，败则以其包藏宇宙之机，把腹中的良谋阴谋一起用上！这些，“资本论”中有吗？

参考：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00318

附李锐文集（上）：
从党史思想史的角度看，李锐著述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其中尤以晚年写的《庐山会议真面目》、《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大跃进亲历记》最具价值，三书的内容多是其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一年多的亲历亲闻，既可以称为"毛泽东晚年研究"，也可说是从"从大跃进到文革"的中国史研究。假如李锐不是如此地喜欢‘舞文弄墨"，许多珍贵的资料或许就会湮没难考；假如所有的秘书们都有此一爱好，历史的叙述会是多么丰富生动！
《庐山会议真面目》的原名是《庐山会议实录》，1989年由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内部发行"，199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了此书的修订本。1999年改名为《庐山会议真面目》作为"李锐文集"卷一由海南南方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的晚年悲剧》一书的主体是《毛泽东晚年悲剧细说》，此文即李1992年定稿的的一篇长文《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最早面世是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一书中。"李锐文集"把这篇文章连同其他一些文章、讲话、发言及上述两书的部分内容一起编为《毛泽东的晚年悲剧》作为卷二。
《大跃进亲历记》（内容是从南宁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1996年3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作为"火凤凰丛书"之一出版，同年9月重印。1999年编入"李锐文集"作为卷三《大跃进亲历记》的上卷，后写的下卷是1997年完成的从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到庐山会议的部分。
１ 不问经济问文章
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是发动大跃进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后期，李奉命到会，与力主"三峡工程"上马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一起，向毛汇报有关三峡的不同意见。当时的气氛本来对李不利。还在1953年，毛就视察过长江，听取过林一山的详细汇报，无论是对林本人还是对三峡工程，都有了一些印象。1955年前后，三峡工程已成为水利部的热门话题。1956年毛乘兴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华美诗句。而更重要的是，南宁会议，毛大批"反冒进"，好大喜功的跃进风由这次会议向全国劲吹。
但结果有点出乎意料，在当时那样浓烈的反冒进、大跃进的形势之下，李的意见竟获赞同，毛将三峡问题交由此时正不断检讨的周恩来负责。1958年2月下旬，周带了一个庞大的队伍到三峡查勘，同年3月25日，成都会议"通过了由周提交的关于三峡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认为"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否定了林一山立即上马的设想。这是成都会议上通过的三十几个"促进"文件中唯一个"促退"的文件，几十后来看，也只有这个文件经得起时间考验。
这是为什么？原因很多，比如毛泽东身边的胡乔木、田家英等人都倾向于李的观点，而毛本人，正如李当时的感觉，只要言之成理，那时也还听得进一点反面意见，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等等，但李的文章写得好，是重要的一条。
1月18日上午到达南宁，晚饭后李、林即向一个由毛主持的会议汇报，林讲了两个多小时，李只用不到半小时（优势已经向李倾斜，因为毛不喜欢长篇报告，他自己的长篇大论除外）。会后，他要李、林各写一文陈述自己的观点。当林的长文已经交出、李的文章差不多完成时，胡乔木来了：
他看了一下我的开篇，就说，主席在这次会上提出文章要有三性：准确、鲜明、生动，你这个开头还不够鲜明。于是，我又加修饰，匆匆交出付印。（李锐，1999C：29）
李的文章有几个为毛所喜爱的特点：第一，篇幅短。林文约两万字，李文只有八千字。第二，有时代气息。李的题目是"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１５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林的题目则古板得很："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吸收了胡乔木的建议，李在文章开头又加了一段："主席：遵照您的指示，将如何更多更快的发展水电，使我国电力在15年内赶上英国，以及三峡代程何时修建问题，汇报如下。"赶英超美此时正萦绕在毛的心头脑际，但李并不全是迎合毛的意思，他强调的"水电"，却是当时水利部并不重视、而李本人一再大声疾呼的。第三，李的文章中有古诗和历史故事，林的文章则较多数字和专业"行话"。

于是，第三天晚上开会时：

仍是毛先讲，说我的文章写得好，大加表扬；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 毛最后还指着我说："我们需要这样的秀才"。

毛泽东最后不客气地对林一山说：第一段不大懂。你师范大学毕业，文理不通。还说：谁要想睡好觉，听林一山讲一顿。（李锐，1999C：30—31）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指定李做他的兼职秘书。李似乎是占了会做文章的"好处"，但麻烦也来了，在不久后的成都会议上柯庆施就请李为他写一篇有关教育与文化方面大跃进的文章，由于这与李的思想有矛盾，文章没有做好，自然也就得罪了正红得发紫的"柯老"。

毛自己文章做得好，也喜欢会做文章的人（还有一种忠心耿耿的"大老粗"），三峡论争取得这样的结果，要部分归功于毛对好文章的兴趣，至少李的文章作法有利于自己的论证。但是，像三峡这样的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文章写得好与丑不应当是一个影响因素。因为很容易反过来，不是李而是林的文章写得好，那么三峡是不是就得上呢？所以李后来就此写过一句诗："但说文章好，未说经济长"。治国大业，重要的不是文章，而是"经济"。
《史记?贾生传》："贾生徵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汉文帝一代明君，贾谊一世之才，访贤的话题不是军国大业，而是鬼神。诗人李商隐感而赋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夕，不问苍生问鬼神。"
但毛不是汉文帝，文章之于他，至少有时是政治行为。1956年11月，在八大二中全会上，毛做了一次中学语文的老师：
他说："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为什么呢？他说："稳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复的，用稳妥形容可靠，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是限制词，说充分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李锐，1999B：85）
毛之所以要讲语法，不是教人写文章，而是因为急于跃进的毛不能容忍与此相反的"稳"字。一字之别，是两种路线之争。1953年11月，他就针对邓子恢说："‘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邓子恢传》编写组，1996：469）
２ "比打仗还厉害些？"
以打仗夺取政权，这不但是毛泽东终生的自豪，也是他考量一切事情的标准。他在南宁会议上说：
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李锐，1999C：79）
汉高祖刘邦以马上得天下，手下的谋士告诉，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由马上治天下。数千年后此话又一次得到证实。不到一年，1959年2月2日，毛就不得不承认：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即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李锐，1999D：393）据胡乔木后说："在召集庐山会议之前，毛主席已经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讲，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同志他们来领导。"（胡乔木，1993：169）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先‘哈哈\'苦笑了两声，说：‘想不到会搞成这个样子。\'"（杨立，1997：230）然后再次承认："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薄一波，1997：1064）。
承认自己不懂就要学习。胡乔木指出："毛主席也进行了一些学习，比如说《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样一个产物，可惜这种学习没有坚持到底，还往往过于匆忙地下结论。凡是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些东西，就尽量夸大，而不利于自己观点的一些东西，就尽量否认，或者贬低。"（胡乔木，1993：169）其实，有些事情确实如毛所说的没"那么复杂"，只需要常识就能够作出判断了。大炼钢铁时，中南海警卫团也架了一个小高炉。时任公安军政治部副主任的李逸民记得："他们的所谓炼铁炉子是一个大铜香炉，可能是当年西太后那拉氏烧香用的，放上一些大铁球在煤火上烧，说已经炼出一点，兴致勃勃地要我看。天那！那是什么铁？简直是大蜂窝！""这里离毛主席休息的地方只有二十多米远，我怕影响主席休息，要他们搬一搬。他们听了毫不在意地说：‘你这个意见不对，今天早晨毛主席还来看了，表扬了我们。主席没叫搬，我们就是不搬。"（李逸民，1986：186）没有理由认为李逸民比毛泽东更有知识，可见不需要怎样学习就可以判断如此炼铁是胡闹。
承认自己不懂就应听取不同意见。确实有人提了意见，但彭德怀因此下台；也有人试图调整大跃进后遗症，但刘少奇等人因此成为"文革"的主要对象。批评只能是自我批评，其他人是说不得的。而且以军事方式搞政治，谁也不如我。
３ 马克思、秦始皇新解
毛泽东没有读过多少马恩原著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1940年3月，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共领导人的评价，在说到?闻天是中共最优秀的理论家时，毛泽东当即讽刺：甚么理论家，张闻天从苏联背回来的是一麻袋教条。（刘英，1992：126）在延安时期，理论家通常与"教条主义"是差不多的意思。
掌握政权后，毛对马恩经典也时有不以为然的态度，跃进之年就是超越马克思的一年。毛在1958年4月的"武汉会议"上就号召要破除对马列主义的迷信。同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得更明确：
马克思的东西，不一定都要读完，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李锐，1999C：323）
一旦"做的"的超过了，"理论"也就超过了。"马克思革命没有成功，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成为理论。"中国革命的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所以毛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已经为"文革"中流行的"顶峰论"作了预言。
马克思当然不是神，后人可以也应当超过马克思，但这种超过不能是目空一切的狂妄自大。正像李说的："《共产党宣言》中固然没有‘总路线\'、‘大跃进\'，但它绝不会告诉人们如何去作河北徐水、湖北当阳闹共产主义那样的荒唐事情。"（李锐，1999B：192）
把战争经验固定化、迷信化，使经验成为教条，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源之一。他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取军事组织──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李锐，1999C：123）这本来是他本人的经验和信念，但他却追溯到马恩：
我请陈伯达编了一本书，叫《马恩列斯论军事》。我读了一二篇，有一条说，许多东西自古以来就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我们的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共产主义先实行的。（李锐，1999D：123）
"人民公社"作为军队共产主义的新形式，就这样有了马恩的根据。可见马恩还是有用的，但这个"用"不是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而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印证。
马克思没啥了不起，秦始皇也没啥大不了：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李锐，1999C：332）
暴力只是"秦始皇"的含义之一。毛对秦始皇还有另一种理解，这就是陈云在北戴河会上传达的："特别是他（指毛 ── 引按）提的，现在没有纪律，纪律像豆腐一样，这不行，要马克思加秦始皇。"原来秦始皇就是纪律，与之相对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靠惩罚，靠惩罚办事就犯错误。"（李锐，1999D：125—136）纪律永远需要，因此中国人也就难以摆脱秦始皇的暴政。
在"超过马克思"的1958年，"马克思加秦始皇"的重心其实是秦始皇，目的是要建立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以暴力和恐怖实施社会改造。追溯起来，这并不是创新。斯大林在谈到肃反成绩时，也一再提到过16世纪伊凡雷帝的恐怖统治，他不只把伊凡雷帝当作他政治上模仿的人物，还把自己看作是血腥清洗的权谋的方面超过师父的学生。
４ 跃进
毛泽东在50年代中期反复要求破除条条框框，以群众运动搞跃进，从大跃进到"文革"的一系列灾难性运动都被宣传为一次次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但群众是怎样参加大跃进的？
北戴河会议上，毛严令："1100万吨钢，必须保证完成。经过三令五申，仍完不成任务，或者有铁拿不出来者，对搞分散主义的，就要执行纪律。"（李锐，1999D：102）"强迫命令当然不好，但工作中有点强制也需要。" （李锐，1999D：116）明白了这里的"纪律"、"强制"就是秦始皇，谁还敢有半个"不"字？在凉风吹拂的北戴河，"执行纪律"的口子从容拉开，到了燥热艰苦的农村，实施的就是捆打和囚禁。在云南陆良县：
该县马街乡出现了使用皮鞭的"督战队"，强迫患病群众出工，陈盛年（省委监委副书记、县委书记）还在全县推广这个"经验"，他说，"生产不跃进是大是大非问题，打人是小是小非问题"；"打人是促进派，不打人是促退派"。全县于是捆绑吊打佥化，甚至于"打人是为了打一千斤"、"不打就是没有干劲"等等说法。（李锐，1999D：363）
毛亲临视察、在此发出"人民公社好"的河北徐水县，是中央抓的"共产主义试点"。1958年9月1日，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盛赞："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神仙们"如何走向"自由王国"呢？
县委书记张国忠要求每亩山药必须达到15万棵以上，达不到者受惩罚。有的群众接受不了这种超乎寻常的"胡闹"，又怕张国忠手中的权力，于是采取办法抵制，在田边地头密植，在地中间稀植。但张国忠带领一班人马检查，结果有五个小队长被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被送到狱劳改，一个叫高老先的小队长，劳改３个月就死了。有群众说，张国忠就是法律。1958年8月和10月，张国忠搞过两次捕人高潮，并指示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额完成。他还亲自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现场会，一次即逮捕358人。而张国忠认为，逮捕人能起作用，能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1958年，徐水共逮捕4643人。（李锐，1999D：38）
4643人中有包括两名支部书记在内的31人死去。大跃进直接导致几千万人死亡，这是指跃进后因粮食减产等原因所饿死的人。其实，在跃进过程中，逼死、打死人的事也绝非罕见。1958年春夏之交，云南省因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发病近39万人，死亡39712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短期拘留的达1072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张树藩，1998）此后，在遍地饥荒的背景下，因为担心"政治上影响不好"，很多地方还不许外出讨饭，饥民只好在家等死。而焦裕禄的最大贡献，就是车站放生，允许饥民外出讨饭。
深解毛意的康生当时有一句诗全国传诵：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诚然美好，但人民公社却绝非金桥。把一次强迫群众、迫害群众的运动称为"群众运动"，这不是讽刺，而是一大发明。胡乔木说得明白："在延安，毛主席提出了组织起来的口号，这个组织起来不是要固守农民本来面貌，而是作为改造农民的手段提出来的。"（胡乔木，1994：6）以中国农民人数之多，意识之散漫，团结之困难，任何常规的控方法和组织结构都不能把他们拧成一股绳，唯一的办法，是把农民集中在一个由政治家们设计的组织中，使之相互监督、相互摩擦，克服或者隐藏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欲望与私利，最终不得不大公无私，无条件地接受由上而下的管理和约束。这种方法不但富有成效，组织者还可以收取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的美名。用毛泽东的话说："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李锐，1999D：119）推论下去，由此带来的后果理论上也要由群众自己负责。事实上大跃进的后果也确实是由群众来承受的，当然毛也曾有一度不吃肉。
《天涯》杂志1999年第５期刊有谢少波"对全盘否定毛泽东的企图表示质疑"一文，其中说到："在五十年代后期，空想的毛主义采用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这种政治想象的形式。那个时期，一个欢欣的梦笼罩着整个国家，每个人都被毛关于未来的描述鼓舞着：六亿人民的解放了的创造力可以随心所欲地增产出大量的粮食和钢铁，再过二十年就要实现共产主义。"（谢少波，1999）关于毛泽东和大跃进，都有许多复杂的问题；质疑全盘否定毛主义的倾向是学者的权利，但如果说六亿中的"每个人"都为当时的设想所鼓舞，显然经不起事实检验。
５ 动力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告大跃进开始。大会强调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不在整人，但就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陈云再次检讨，此后一度被部分剥夺权利；在毛的讲话中点了名而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的，有包括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在内的省部级干部近十人。
北戴河会议上对大炼钢铁执行不力者内定了六条纪律：警告；记过；撤职留用；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辽宁省委、鞍山市委认为鞍钢生产进度上不去，是鞍钢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在鞍钢大搞‘拔白旗\'运动，炼铁厂厂长蔡博就在运动中被拔了白旗，受到错误批判与处理。"（李锐，1999D：228）
不整人无以立威，不提人没有干将。也是在八大二次会议和紧接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等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等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任重等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此后一段时间，地方主管柯、王、陶铸、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等捷报频传；中央部门中李富春、谭震林、罗瑞卿（庐山会议后，他荣升总参谋长）也相当积极；后来在庐山会议上，他们多是批彭先锋。
打击有不同看法的人，提拔信用支持者，大跃进就是在这种压力与动力的支持下步步走向高潮的。撤职之后是下放农村劳动，有的就此被迫害至死；得宠者则从容地在阳光雨露下享受种种优越性。1959年，"大跃进"的深重危机已征兆明显，毛也已经开始降温，但这一年3月到4月的"上海会议"期间：
上海主人招待殷勤，集中川粤扬鲁四大菜系名厨，每餐都由客人自由点菜。这种同当时社会供应形成鲜明对照的生活，曾引起黄克诚的批评。主人还安排服装公司上门来定做衣服，两三天即交货，除了量身以外，其他都由秘书们代劳，想必是真正的物美价廉，法国俱乐部有舞厅和游泳池，跳舞的人多，游泳者少，......周末还请杂技团到舞厅来表演。（李锐，1999D：445）
当那些跃进不力的官员在乡下与农民们一起忍饥挨饿的时候，法国俱乐部的舞曲正悠扬宛啭，沐恩的官员正试穿新衣。一面是九层地狱，一面是春风拂面，有多少人能动心忍性不竞相跃进？
６ "赶美超英"与超苏
"大跃?"的流行口号是"赶美超英"，但没有公开宣传、毛实际上多次说过的另一个赶超的对象是苏联，这个老大哥曾不把毛当回事。不但江西时期受过"莫斯科派"的气，1949年掌权后，毛专程到莫斯科拜见大哥，"但毛主席到了苏联，斯大林迟迟不肯见他。......毛主席访苏回来，中央要毛主席谈谈情况，毛主席不愿谈，请恩来同志谈。这次访苏对毛主席刺激很大。"（胡乔木，1994：88）
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形象地描述他受到的委屈：
在精神上有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其形象使人自觉渺小。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踱方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他比我矮，画家定要把他画高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高多重是物质问题。苏联画家画我们两人坐像，他在抽烟，我手里拿一本书，表示向他学习。（李锐1999C：187）
毛泽东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卫士李银桥记得，1949年1月米高扬到西柏坡时，中央五大书记宴请米高扬一行。苏联人很能喝酒，米高扬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凉水一样，一口气就灌下大半杯，中共领导人中善饮的周恩来也不能和他比，"但是我想，毛泽东不大喜欢看苏联人大出风头，哪怕是在喝酒的问题上。工夫不大，他就招呼盛饭。"端上来的是刚从滹沱河里捕上来的鱼，苏联翻译却又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老大哥们才下筷。毛泽东记下了此事，年底访苏时，交代手下的人："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李银桥：1991：98—99）
大跃进的理想，既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赛，实际上也想和苏联较一回劲，继斯大林之后充任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成为世界级的领袖。这种欲望是逐步形成的。"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抱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他不满意报告打倒一切的调子，却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赫鲁晓夫的作法，说赫鲁晓夫勇敢地揭开了盖子，从而解放了思想。在他看来，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至少证明了他久已存在的看法，即苏联的经验并不都那么令人羡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不顾后果的，并且是明显偏激的做法，更让毛泽东看不起苏联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能力。"（杨奎松，2001：387）被赫鲁晓夫揭发的斯大林有许多问题，揭发斯大林的赫鲁晓夫缺乏政治谋略，苏联人有什么理由永远充当老大哥？
"据当年为苏中两国领导人做过翻译的一位俄国人回忆，还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就曾明确讲过：斯大林去世后。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就属毛泽东了。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1956年斯大林问题暴露后，中国共产党人心理上出现了某种优越感。"（杨奎松，2001：387）1957年11月，毛赴莫斯科开会，亲身体会到一些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东西，已越来越被苏共和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抛弃了，他认真考虑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来的问题。只是中国还不具备当大哥的能力："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本。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人造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毛泽东，1996B：626）国家的地位取决于实力，社会主义阵营也不例外。所以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表示苏联15年赶上美国，中国15年可以赶上英国，并立即向国内发出指示，着手大跃进的部署。他自信，如果中国经济搞上去了，在苏联变质的背景下，中国就可以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八大二次会议上：
柯庆施向毛泽东说："明年上海可以试行吃饭不要钱了。"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做到吃饭不要钱，有全世界的影响，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得多。"（李锐，1999C：168）
同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薄一波传达了毛的一个想法：
要破除迷信，美国不算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为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为四个美国。（李锐，1999D：127）
社会主义当然要与资本主义较量，更重要的是中国要与苏联的竞赛：你苏联不过变成两个美国，我比你多一辈，我是英、美、苏一起超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说："中国应当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因为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个多嘛！过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李锐，1999C：329）
如果做一番咬文嚼字的功夫，超苏的愿望在毛泽东似乎由来已久。"据周策纵先生的研究，毛泽东那首广被引用的词《沁园春?雪》曾受了胡适早年的词《沁园春?新俄万岁》的影响。......周先生特别举出两词的结尾来进行比较：
胡词是：‘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毛词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并列一看，两个结尾，简直就是一副对子。窃以为，毛泽东写此词时心中确有胡词在，而且很可能就是在回答胡所提出的疑问。胡适虽然咏的是俄国的二月革命，但也可理解成是后来一般所说的十月革命。则在毛看来，中国革命不正是俄国革命的‘后起\'者吗？毛可以认为，胡适以前只能想的，毛泽东现在已经做到了。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同时，毛的回答里还隐含了中国革命将要超过俄国革命之意。结合胡词一读，那‘俱往\'的就不仅是中国历代‘明君\'，恐怕也可包括苏联老大哥了。就像胡适一生都有着为中国‘再造文明\'的梦想一样，集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于一身的毛泽东又何尝没有一个超英赶美并超过社会主义老大哥而‘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梦想呢？"（罗志田，1995：378—379）是耶，非耶，可备一说。
问题是，一个需要老师技术援助的学生凭什么能比老师快？毛的理由是，与苏联相比，中国有革命的经验，人口多，缺少的是建设的经验，经济不发达。我们完全可以用两个强项弥补两个弱项，革命靠的是群众运动，经济跃进也要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可以发挥人口多的优势，人多热气高干劲大好办事。难道我两个人、三个人超不过你一个人？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后来居上。毛有理由自豪，他的政治艺术确实比斯大林更不用说比赫鲁晓夫高超练达，经济上不如苏联，但政治上超过你，以政治化、军事化的方式搞大跃进，灿烂的政治之花必将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
两个多月后，毛就已经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承认后来不能居上："人家过了40年，还没有过。我们就快些，十年加上八年，实际上才18年，你就把一切都过完了？"（李锐，1999D：346）同月在武昌会议上又说："整个中国要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十二年，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人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九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好。"（李锐，1999D：359）
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苏联对大跃进的批评会引起毛那么大的反感和负气，而当彭德怀的信出来后，毛又是那么武断地认为是受了苏联的影响，是"里通外国"。在经济上超苏已不可能之后，毛再度显示其超人的政治艺术，"三年自然灾害"无辜死亡数千万人之后，亿万人民依然热泪盈眶地高呼"万岁"，而赫鲁晓夫连自己的位置都保不住。
７ 共产主义
毛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实毫无了解的人，为什么在1958年那么顽强地相信中国就要走向共产主义了？
北戴河会议上，毛表达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特殊理解：
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人调动起来，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取消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壮。我在延安身体不大好，胡宗南一进攻，我和总理、胡乔木、江青等六人住两间窑，身体好了。到西柏坡也是一间小房子。一进北京后，房子一步好一步，我的身体不好，感冒多了。大跃进以来，身体好了。三天到四天中有一天不睡觉。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李锐，1999D：103─104）
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 ── 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我们"粗野"一点，是真诚的，是最文明的；好像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李锐，1999D：106）
首先，不能满足于衣食温饱，吃饭之外还有点精神追求，比如帮助别人等等，这就是共产主义。毛不但把精神视为共产主义的主要成份，而且认为物质条件的改善有害的。其次，共产主义就是供给制。实现这一条更容易，军队早就这样做了。以"帮助别人"和"供给制"为共产主义的本质，物质基础当然就不那么重要了。
"搞点帮助别人"确实可以把人与狗区别开来，却与共产主义无关。"共产"的含义是反私有制，私有制带来很多罪恶，但它的灭亡需以资本主义阶段创造的物质财富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私欲只会更加发达膨胀，精神、理想云云成了十足的虚伪。每一次"路线斗争"之后，都会揭露出一批私生活极其糜烂的官员。那些自称比群众多一点精神追求的人，自己却从未脱离低级趣味。
同样，"供给制"并不完美。第一是浪费。1944年，八路军代总长滕代远、副总长杨立三提出过后勤方面的"滕杨方案"，原则是公私兼顾，批判"一切归公"、"反对私有制"等不切实际的观点，只要是劳动所得，本人就有权享受，对生产所得实行"二八分红"，个人得二成，八成归公，提倡节约，奖励生产，节约与生产与个人挂钩，鼓励私人储蓄。太行军区直属队的特务营一连，"以往每月烧柴用五千元，‘滕杨方案\'后，每月只用二千元就够了。"（李达：1985：289）可见，在"滕扬方案"之前，特务营一连的浪费不少。
第二，不平等，延安时代实行供给制，不但干部和战士不一样，就是干部之间也分成几个等级，穿衣吃饭都有差别。而且"这种配给制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贪污和浪费，譬如赠送就相当普遍。主持对外贸易的叶季壮和他的助手们，经常从陕北以外带回许多赠送品，毛泽东所需要的烟、酒、药品、补品等等，是经常供应无缺的。中央一级的其他干部，也经常可以获得一些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张国焘，1981：401）供给制理论上可以保证差序格局中的平等，在哪个级别就享受哪个级别的待遇。但谁来供给？谁能保证供给的过程中没有腐败？康生、江青当时就利用权力和供给制搞腐败。康生用公款买许多名贵的菊花，有的一棵就达千余元；还通过社会部有关系网用公款买洋酒。（师哲，2001：175、475）"江青说她身体不好，要穿皮衣、皮裤，而且必须是宁夏出产的滩羊羔皮。当时，宁夏是马鸿逵的天下，如到宁夏买东西都动用了保安处的外勤。她要吃阿胶，通过关系到山东买了，经过香港、重庆的办事处才运到延安。......抗战胜利后，江青两次到重庆。第二次去重庆，不知她买了些什么东西，竟花了几百万法币，要在中央特会科返销。"（师哲，1995：169—170）
其实，即使在1958年之后，毛也并未"粗野"。49年以后，他喜欢去的地方如杭州、长沙、上海、武汉、广州，都是富贵温柔之乡，著名的西湖刘庄，更是他经常下榻之所。1962年春节过后，李新等人应吴玉章之邀到西湖游览。"当时困难时期尚未完全过去，到处能见到‘民有菜色\'，而我们这些沾边特权的人，却能优哉游哉地尽情游览。名义上按规定付帐，实际上还是高档免费。而我们却安之若素，视为当然，可见享受特权者要打破特权实非易事。如果说‘浮夸风\'、‘共产风\'是由于领导人头脑发热而受了欺骗，那么这些在困难期间修建起来的高级楼堂馆所，领导人亲自住在里面，能说什么也不知道？一方面三令五申反对修建楼堂馆所，一面舒舒服服地住着高级馆所，不但未受罚，反而升了官，这便是楼堂馆所以屡禁不止的真正原因。"（李新：1998：102）
1958年后，没有计算进入共产主义的具体时间，但对人类生活的理解仍一如既往。1959年年底他还说："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略有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的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邓力群，1998：462）这是以人生在世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来确立社会理想。基本上，在毛看来，人只要不死，只要身体不弱，就可以满足了。如此说来，跃进梦也没有什么新奇，它的目标并不高远。之所以要发动全党全民来集体跃进的，确实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太差了。名记者范长江抗战前到西北旅行，出了成都不久，沿途就不断见到尸体，所以"不死人"确实是中国人向往的理想。问题在于，就连"不死人"当年也没有做到。诚如杨宪益诗云："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