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邓小平主持通过的，这个《决议》也是总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开始。十二年以后（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邓小平在上海会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坦诚地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李锐文集（下）：

８ 出尔反尔
毛的秘书田家英、李锐都发现"主公"有出尔反尔的习惯，这主要不是"私德"问题。毛一惯对组织化、制度化的东西反感，尽管他是这个组织长期领袖，但组织化毕竟对喜欢浪漫奇想的毛个人有所约束。49年后，党已是控制整个中国社会的执政党，其领导方式自然趋向程序化、制度化。毛的办法是在会上不作直接反对，会后周游各地，通过写信、批示、讲话等散布不满意见，先造成声势，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修改、推翻此前会议决定。
有时，出尔反尔是因为主张有变。1939年底，毛向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建议排演曹禺的《日出》以丰富文化生活，1940年元旦演出后，胡乔木又支持演出了《雷雨》、《钦差大臣》等剧目。但1942年的文艺座谈会上，这一切都被指责为"脱离群众"、"关门提高"、"顽强表现小资产阶级情感"错误行为。（艾克恩，1992）1942年，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一文是毛亲笔润色修改的，但1958年又钦定它为"大毒草"加以"再批判"。1953年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按照毛下达的以15年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指示，针对急躁冒进的现状，邓子恢一上任就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这一切都得到毛的同意。但当年11月4日，毛却批评邓"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合作社"。根据毛的指示召开的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加快了合作化的步子，建社过程中充满强制命令，农民怨声载道，邓不得不在1954年夏研究、指导如何巩固合作社的问题，毛又批评他对社会主义不热心。1954年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提出要在1955年春耕前把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过快过猛的结果是引起农民新的不安。1955年3月，毛同意放慢速度，慢得连邓也料想不到，毛还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4月下旬，毛外出视察，沿途听到柯庆施等人的报喜声，回就后即向邓提出"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邓没有认错，毛即在1955年7月底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邓是"小脚女人"，"要用大炮轰"，并剥夺了邓及农村工作部的部分权力，10月初的七届六中全会就以批邓的"右倾保守"为主题。大跃进之后的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表扬邓说："农村工作部后头犯的错误，是谭震林同志他们有份，他没有份。你们看不起邓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人家现在正确了。""农村工作部找谁呀，还是邓老。他有许多意见是正确的。"但1962年7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又认为他支持包产到户是反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10月5日中央下令撤销农村工作部，理由是农村工作部"没有干过一件好事"。（《邓子恢传》编写组，1996：450—570）
有时，出尔反尔的"尔"本来就不想实行。1959年4月，毛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说："我从来就说，我们的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要观察，有待证明。"（李锐，1999D：457）但彭德怀一批评就是说"反党"。这说明他并不允许任何对总路线的"观察"和"证明"。庐山会议结束前，毛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热情洋溢地说："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但下了庐山，彭黄张周没有一个获得过温暖和春天，不但"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而且除黄以外都在充满政治的严冬死去。张闻天曾多次写信要求见毛、要求分配工作，但毛从未搭理。（程中原，993：683—685）
有时，出尔反尔的"尔"是唯心地承认过的。1956年9月党的八大确认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被表达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对此，毛是同意的。但"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少奇说：八大关于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回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毛主席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工作的中心仍然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王光美，2000）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着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毛也在这个会上作了检讨。但他并不真心认错，仍然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对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自我批评不满。只是当时大势所趋，毛只好隐而不发。1962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就大讲阶级斗争，从此直通"文革"。毛善于为历史人物翻案，秦始皇、曹操、朱元璋这些过去不受好评的人物，都受到他的喜爱，因为他自己就善于翻案。 有时，出尔反尔是要维护自己的一贯正确。1950年陶铸奉命到广西加大剿匪力度，半年后陶向毛报告："广西剿匪45万，杀了4万，其中三分之一可杀可不杀。"毛批："广西应该杀。"（杨立，1997：111）但此后不久，被陶铸赶出广西的莫文骅在京见到毛。"毛主席问：‘你们一共杀了多少人？\'我回答说：‘没有精确数字，大约共杀了ＸＸ万吧。\'毛主席又问：‘为什么杀那么多人？\'我答道：‘不是有人说过杀人少，七擒七纵，宽大无边么？后来有人下令连队有杀人权，可以先斩后奏。\'毛主席听了‘唔\'了一声，没再说什么。"（莫文骅，1996：648）把可杀可不杀的人杀掉，不符合经常宣传的"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政策，所以不宜在事后公开肯定。
有时，出尔反尔有时是形势变化使然。1955年批胡风时，毛承袭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认为"在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毛泽东，1996A：165）斯大林问题刚一暴露，毛赞成苏共对斯大林阶级尖锐论的批评，论十大关系》中说："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薄一波，1997：506）鉴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毛不止一次地讲，无产阶级专政只剩下百分之十的职能了，就是那百分之十，也主要是用于对外。他认为斯大林到处捉人杀人搞阶级斗争，是认识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不相信群众，所以天天恐慌。毛为此发动了57年的整风，要群众向党提意见；他自己准备辞掉主席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准备后事"了。但仅仅一个多月后，国际（波匈事件）国内（知识分子提意见）的事态一有变化，他就以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彭德怀的意见和60年代刘少奇等人的调整，更使毛相信其权威受到挑战，在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同时，他一转认为苏联变修的原因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分子没有搞掉。所以他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强化斯大林社会主义愈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思想。
９ 再次钓鱼？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毛的公开主张之一。基本上，毛容忍的批评不包括那些针对他本人的批评，迫不得已所作的偶尔几次的自我批评也是轻描淡扯。他不止一次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已诏的，没有不亡国的。"（李锐，1999B：72）虽然，对"罪已诏"，毛还有另一种说法："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了刘邦的业绩，晚年自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吴冷西，1994：44）
然而，又不能简单地认为毛言行不一。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会议上，他说批评不讲真话、不敢暴露自己缺点、不敢批评别人的风气。举例说：
恩来在1956年二中全会的报告敢说心里话，这一点可取，虽然是错的。（李锐，1999C：259）
这句话的意思是表扬周恩来，语调轻松，但"心里话"只要不符合毛的思路就是"错"的。毛不是不让人讲话，也不是不让人讲"错"话。对毛来说，"真话"之有用，在于它是错的，讲出来可以成为批判的靶子。
彭德怀因为一封信而万劫不复。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毛不但要求一般性地要求大家提意见，还在"上海会议"上点名要彭"写信"批评：
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到地下，然后又检起来看一看，又丢到地下，然后又检起来，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一个好人，但终究把他捉到班房里头，恨透了，准备把他杀掉。......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有一个戏叫《三女抢牌》，有海瑞出场。我把这个《明史》给彭德怀同志看，同时我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回答：看了。）（李锐，1999D：468—469）
周有了"反冒进"的教训，当然不会再把此话当真。彭大将军相信了，真的像海瑞那样为民请命。1959年7月23日，即毛发出批彭动员令后，周和彭有一段对话：
彭：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
彭：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这是方法，不是1956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吸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样两方面都说了的。（李锐，1999A：178）
"泄气"正是批"反冒进"的主要罪名（毛在南宁会议上说："一反就泄了气，６亿人民一泄气，不得了。"），现在周也用上了。这正是周的过人之处，他能通过深刻的检讨而挽回毛对他的信用。但彭不懂这些"人情世故"，未能从此前的"钓鱼"中吸取教训。
有两个问题，第一，毛要彭学海瑞写信是不是又再"钓鱼"呢？从后果看，是这样。但毛的最大特点是在错综?杂的、瞬息万变的局势中善于因势利导、捕捉战机、迅速出击，有很多事情并不是事先谋划好的，他喜欢说湖南谚语：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所以也不排除上海会议时，毛不是在下钓。历史确实重复了一次：毛像嘉靖皇帝一样把上书的彭下狱。但历史不是简单地重复：彭的信不像海瑞那样尖锐，毛也不会像嘉靖那样认为上书者还是一个好人。说到这分上，毛其实是老实人：早告诉你海瑞上书是要下狱的嘛！──这一点，他的秘书胡乔木是洞悉到了，他知道毛其实并不想出海瑞；彭德怀的信刚一出来，李锐等都比较高兴，独有胡认为这封信可能惹出乱子；在张闻天将要发言的早晨，得悉风声已紧的胡打电话要张少讲些缺点。
第二，毛究竟喜欢不喜欢海瑞呢？彭写信后，毛说："有人说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那也是真的，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李锐，1999A：378）
在毛的辞典中，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批评就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左派海瑞就是颂扬90％的成绩批评10％的缺点──这是海瑞吗？
同理，毛不是完全拒绝批评，他经常动员群众帮助党整风，鼓励群众向党提意见。但他为批评意见设置了"六条"标准，实质是只能长花，不能长草，"你长草，我就锄"。但第一，什么是花，什么是草，以及什么意见属于可以允许的10％、什么意见是不能允许的"把形势说得一片漆黑"，区别的标准并不具有客观性，随意性极强，群众并不清楚。第二，如果提意见始终要以肯定成绩为主，那么这意见究竟是表扬还是批评，对改进工作有什么价值？
１０ "对王明还是寄予希望"
大革命失败后，左比右好的思想即在党内萌芽，到"文革"时更成为全党实践。难以解释的一个现象是，毛反左起家，却一直对左的东西情有独钟，苏区肃反、延安审干直到解放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从来没有出现右的倾向。庐山会议上，针对彭德怀的一句话，毛讲了自己的道理：
什么纠正右容易些，纠正"左"难些？我说是奇语，"奇文共欣赏"，那是文，他这是语。什么"历史的经验证明纠‘左\'比纠右难\'，这个历史就不对嘛。陈独秀究竟好了没有？罗章龙好了没有？张国焘跑到哪里去了？高岗跑到哪里去了？瞿秋白自己英勇牺牲。跟第一次王明路线走的人，除了王明，其他都参加工作。洛甫这次又发生动摇，但王明也没有跑到香港去，所以我对王明还是寄以希望。（李锐，1999A：351─352） 这是毛战胜王明后对其所作的唯一较好的评论，目的是要证明左比右好。这当然是拿王明作话题，但又不只是话题，毛并没有因人废言，他晚年特别喜欢讲的"路线斗争"就源自王明。胡乔木指出："路线一词，马恩列都少用，......斯大林在1929年《论联共党内的右倾》一文中开始把路线问题提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但1938年在他主持下编辑出版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只用了七八次路线字样，而且用法互有不同，在该书细目和结束语中都未用路线字样。全书未用过路线错误，用过一次‘有两条路线斗争着\'，但未把路线斗争当作名词用，更没有计算过路线错误的时间和路线斗争的次数。......中国党直至共产国际提出反立三路线以前亦很少用路线一词，如二大至六大的文件都未用过。自王明以后才大用，并且用法越来越神圣化、神秘化。"（胡乔木，1993：153—154）概念而外，也还有实践。1938年，毛约王首道、张启龙等谈湘赣苏区历史问题，我们都激动地说：‘主席，我们在湘赣苏区是有错误的，但我们犯的是"左"的错误，不是他们批判的"右"的错误，我们是"左"了。\'毛主席听了，微微地点头说，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他们是说你们‘左\'得不够，就把你们打成‘右\'。"（王首道，1987：201）若干年后，毛也一再把一些"左"行为命名为"右"或"形左实右"。

1931年，王明等人上台后，对毛的确有抑制。但1934４年后，随着王明与博古等人的分歧加深，他转变了对毛的态度，多次在莫斯科的国际讲台上宣传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积极推动共产国际高规格地出版毛的文集《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1935年8月7日，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与党的报告，列举了13个中共领导人的名单，毛位居第一。"王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党内高层关系的复杂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改善并加强与国内毛泽东的关系，就成了王明1934年后王明在莫斯科的主要活动之一。"（高华，2000：109）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也对此作了介绍。
后来居上。毛屡屡揭发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并未从王明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实际支持了毛的领导，但毛对他们始终不放心。毛与他反对的左派们不同的是，在军事上，在困难时期，毛相对务实，少说狂言。一旦大权在握、条件好转，他的急躁、他的冒险不亚任何一个左派。"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就是极左思想的诗意表述。所以，尽管毛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王明路线的批判，但那主要是因为"王明路线"剥夺了他的?分权力，骨子里，他对左派比对右派更有好感。也许，这不是毛泽东的错误，左，不激进，不极端，何来革命？
11 以"大跃进"为中心
大跃进的狂热只维持了二个半月（从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到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其荒唐就已暴露。党内外异议甚多，毛本人也有所觉察，但仍要一意孤行，通过打倒彭德怀而使已经疮痍遍地的中国再度雪上加霜；在几千万人饿死之后，才稍作让步，但在理论却坚决不允许否定"三面红旗"。一旦状况好转，又迫不及待地以给林彪信的方式（"五?七指示"）重提公社化模式，彻底打倒60年代初主持收拾公社化烂摊子的刘少奇等人。
如此固执，不仅仅是个性和权威的问题。"大跃进"所体现的社会理想，是毛一生的追求：
青年时代的毛曾想在岳麓山建立"新村"，但当时他只是一文不名的穷书生，其处境正如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的康有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1919年的《学生之工作》也构想了合若干家庭为一新社会，包括农林牧副渔的毛式"新村"，但当时他同样"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新村"的路。1949年他成为中国的主宰，抗美援朝和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使他可以无视任何国际舆论；"三大改造"的成功使他拥有支配全部国家资源的权力；反右使他摆脱了任何监督。于是从1958年开始，毛终于"有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了：
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它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李锐，1999B：262）
薪水制、城乡区别、社会分工、甚至家庭等等都属于必须破除的"资产阶级法权"，只有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商品、消灭社会差别的所谓供给制、平均主义、政治挂帅、军事化体制等才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大跃进"的失败并未使毛死心。文革中他又设想了一个乌托邦社会和全面发展的新人，每个人都同时是科学家、艺术家、劳动者、哲学家，因此要打破社会等级体制和官僚机构，干部下放农村或干校参加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工农兵管理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一直到他告别人世前两年，还要再搞一次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学理论运动"── "黄河不到心难死。"
毛是自我意识极为清晰的人，他坦承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赶走蒋介石，二是搞了"文革"，其间有关系是很明确的。早在1921年，毛就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说："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如果说赶走蒋介石是夺取政权，是按照其理想改造中国的前提的话；那么文革则是这种改造中国失败后的反攻。所以，不是什么别的，而是 "三面红旗"才是毛社会理想的枢纽。也正因此，毛泽东的错误才有其严肃的一面。
从岳麓新村到人民公社，抽象地讲，不但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而且还相当诱人。如果像"五四"时代那样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实验，也可能对社会变革发挥一些示范性意义。但1958年的狂热，决无正面意义，原因在于它和专制权力结合在一起：权力推动理想进入实践，理想赋予权力以合理性，其结果是几千万人死亡。直接教训是：理想不是幻想，任何理想必须理性；任何一种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必须以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为前提。
更重要的教训可能是：治理国家不能靠理性设计。为了实现其理想蓝图，毛泽东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手段，其对中国社会的控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谓"全国山河一片红"。然而，不但在当时就没有实现，而且在毛泽东之后仅仅几年时间，"革命人民"就迅速以致富有为荣，洗刷过一遍又一遍的国民心灵又立即向金钱膜拜：人性并没有被改变。
12 右派
1957年的反右大获全胜，"右派"的头面人物纷纷检讨过关：《向人民低头认罪》（章伯钧）、《我的初步交代》（罗隆基）、《思想检讨》（龙云）、《自我检讨》（陈铭枢）。但1959年，他们的胆子似乎又大起来了：
章伯钧说：1958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
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是唯物，实际上最唯心。
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长。
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就早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李锐，1999A：52─53）
即使两年前，他们的言论也不过如此，到底是道义担当精神的再现还是借机出气发牢骚？其实并不重要。1957的反右已经把他们"搞臭了"，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公开的或潜力在的政治活动空间，正忙着赶美超英超苏的毛泽东已无需再认真地关注他们。从1958年开始，毛警惕的目光已转向党内：1958年狠批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1959年批彭德怀，进入1960年代后酝酿反对刘少奇等等。他甚至借用右派言论进行党内斗争："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搞资产阶级?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李锐，1999C：77）
从50年代中期批判邓子恢的右倾错误时，毛泽东就意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敌人不在党外而在党内。这就是1958年他多次说的，"反日、反蒋、土改是比较一致的，但在搞社会主义合作化问题上，就不同了。"这一观点直接通向"文革"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判断。所以，毛虽然在庐山会议上多次痛骂这些右派言论，会议结束时还宣称要写一篇万字长文向包括右派在内的国内外敌人宣战，但他确实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发动反右斗争。而且，在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1959年8月24日，毛还给刘少奇写信，提出给部分右派分子摘帽问题；同年12月5日，报纸公布了摘掉包括蒲熙修、潘光旦、费孝通等著名右派分子的消息。事实上，那些知名的"右派分子"在被剥夺了政治地位和个人尊严之后，生活条件仍有相当保障，章伯钧从行政3级降到7级，警卫、秘书、公务员仍然保留，只是小车由"吉姆"变成了"别克"，罗隆基从4级降到9级，工作人员没有，但原则上可以向政协机关要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可以无忧无虑的安心养老了。1966年，他们受到大规模的虐待，一些甚至在肉体上被消灭。
１３ "崇拜我好一点"
毛从来是投自己一票的人，他多次说过"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庐山会议上也说："如要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一票。"（李锐，1999A：381）"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李锐，1999C：212）其实，无论在毛与谁之间选择，他总是自己的拥护者。他需要个人崇拜，并直接制造了对自己的崇拜：
一位在宣传部门工作的同志，在一个口号中去掉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字样，毛泽东当时发了大脾气，说你这个人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删掉群众提出的口号，这个因而被打成假党员、特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锐，1999B：73）
是不是"群众"提出的？毛一生都把自己的想法说成是"群众"的愿望，以人民的代表自居。但至少在49年后，他除了接受群众的欢呼外，并不愿意接受群众的意见，尊重群众的利益。而"群众"欢呼的口号，也是他自己加上的：
1950年中央宣传部起草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在后面加了一个"毛主席万岁！"（李锐，1999B：71）
这样说来，李的下一段话就要加以分析了：
中国革命胜利与毛泽东个人威信的高涨同时到来，使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很自然地把毛泽东看作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也难以摆脱传统的束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个人崇拜的既成事实。（李锐，1999B：323）
很多人承传统而来接受了个人崇拜的事实是一回事，但似乎不能说谁都衷心高唱《东方红》。如果不唱《东方红》就是反党反毛主席，就要被逮捕法办直至处决时，谁能说唱《东方红》是衷心乐意的呢？对毛的崇拜是毛本人刻意制造人刻意制造并有专政的强制手段来保证的。从富田事变到延安整风，从庐山会议到"文革"，谁要是不高唱《东方红》、对毛的绝对权威有挑战，都绝没有好下场。这也是李讲的："反右派，封了党外的口；反右倾，封了党内的口，以后就走上了一条人人战战兢兢，左右为难，天威莫测，唯命是从，不能不（不敢不）盲目紧跟的道路。"（李锐，1999B：4）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说高唱《东方红》中人民群众自发的感情表现吗？毛的一生功过和历史地位需要认真研究，但要说"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显然需要进一步推敲。
14 李锐：《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序
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如同扭秧歌一样，不能一往直前地前进，究其原因，就在于“左”的干扰不断，总是有人说三道四，甚至兴风作浪，打着毛泽东的旗帜，攻击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根据邓小平遗言，把评毛引向深入，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突破，彻底打碎了毛泽东留下的所谓“反对修正主义道路”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两道唬人的紧箍咒，为改革派争得了话语权，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从今往后，可以光明正大地、理直气壮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再也用不着打“左”灯往“右”拐了。作者的春秋史笔，兼有评论，尤其《导言》和《结束语》的理论阐述，极有说服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该书《结束语》明确指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一千二百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五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以这个“总成绩单”为依据，作者的结论是：毛泽东过大于功，倒三七开，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
我一九七九年初回到工作岗位时，曾经说过：毛泽东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者指革命，后者指执政。读者看本书第十八章《共产主义地狱》（上）、第十九章《共产主义地狱》（下），就会理解“罪恶滔天”所言非虚。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九四九年取得胜利。但这盖世的功劳，比起他执政后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来，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一九八○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二个《历史决议》讨论会，我参加了这个会。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问题，四千多名高级干部中相当多的人是这个意见。邓小平作为一个党的老领导人，为了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从个人崇拜的迷误中走出来，又避免党的分裂，他在讲话中肯定毛泽东的功劳是第一位的，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团结全党初步纠正毛泽东建国以后的错误，扭转原来的历史错误路线，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正道，是起了历史性作用的。我曾经在文章中说过，这个《决议》是总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开始。《决议》是邓小平主持通过的，只着重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作者在书中记载，十二年以后，邓小平在上海会议上坦诚地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不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是对毛泽东的最终评价，把重新评毛问题留给后代去解决。尽管《千秋功罪毛泽东》作者遵从邓小平的遗言，可能书中有关评述，仍会在中国政坛引起震动，有人会有石破天惊之感。这本书的问世，使我们又看到了那个荒唐、混乱和血腥的年代，对留恋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思潮的遏制，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自有极大的意义。

本书在理论上有建设性的贡献。有关《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在《结束语》中作了提纲挈领的梳理。作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是共产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加上暴力革命手段），而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没有建立过共产党，在他们指导下建立的是社会民主党。“共产主义”是被他们晚年抛弃了的口号。列宁同第二国际的争论，第二国际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考茨基、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批评是中肯的。第二国际所属政党，百年来坚持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方面，没有对资产阶级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通过议会斗争、工人运动，走改良主义道路，从而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断变化，在消灭三大差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正统。《共产党宣言》误导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伟大的使徒，这些伟大的使徒又把《宣言》中的空想和暴力发挥到极端，误导了第三国际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党和人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失败，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无论遭到多大误解，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的。人类就是这样不顾平等、正义的呼喊，脱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后，在科学、民主和法制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不能消灭的，消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的最根本的教训。
新民主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可说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坚持毛泽东思想，即珍视新民主主义。一九九一年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毛泽东选集》，只包括前四卷，而不包括第五卷以后的著作和讲话，就是这个意思。作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像今日欧洲那样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文明、公正和谐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遗教，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传统，彻底脱离苏联模式，回归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结束语》）这个“定位”为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转轨舖平了道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三面红旗”都没有丢，但又彻底摆脱了“左”的意识形态的羁绊，抛弃了误导中国三十年，给国家带来贫穷、动乱和专制，至今仍掣肘和否定改革开放的错误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的极左教条。
作者建议：“在意识形态改革中，要以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总纲，以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以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基础，吸收社会民主党民主执政、廉洁执政和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劳动差别）的治国经验，构建与世界民主潮流相和谐的意识形态，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宜国情的执政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应命名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载入党章和宪法；从今以后，不再把任何人的名字列入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以承续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源流，确立改革派的历史正统地位，让国人耳目一新，让世界耳目一新。走了这一步，对于统一中华，对于改进中国与欧盟、美国、俄罗斯和一切民主国家的关系，将发生重大的影响，为中华腾飞创造最好的国际环境。” （《结束语》）辛子陵这些建言，属于党和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关于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问题，特别值得重视。
关于改变党的名称问题，可能会引起惊骇。这是真正的与时俱进。孙中山领导推翻帝制的民主革命，开始叫同盟会，建立民国后为适应责任内阁的需要，与几个小党派联合改组为国民党，袁世凯篡国称帝，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改称中华革命党，护法战争中为强调正统又改称中国国民党。据曾在延安担任美军观察组成员的谢伟思回忆，一九四四年八月，毛泽东与他谈话说：“为了与美国的合作，共产党人还考虑过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名称的问题。”1邓小平在晚年与高级干部谈话时也说过必要时改变党的名称。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是社会民主党。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并没有共产党，这个文件本来叫《共产主义宣言》。2 共产党这个名称是“腰河里发水” ── 一九一八年列宁与第二国际闹分裂才叫响的。既然消灭私有制的整个理论体系错了（详见本书《结束语》第一部分，这里不展开论述），目前我们经济中出现了私有制，在宪法中又有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作为执政党仍叫共产党就不合适了，还准备“共”谁的产呢？！
我常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和实践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我们过去是怎样执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怎样发展，我们都搞清楚了吗？长期以来，假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而真马克思主义却蒙上了“修正主义”的灰尘。这主要是文化专制主义在作祟，它来源于政治专制主义。一党专政导致思想意识形态定于一尊，而这个“一尊”，又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理论中的错误部分。理论界不少人在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我又一次从辛子陵的书里找到了知音。原来我们在改革开放前所搞的穷社会主义，执行的是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中错误的东西，是恩格斯晚年承认“只是一个幻想”3 的那些理论和主张，而把它正确的东西当作“修正主义”批了几十年。尽管作者回答得有些简约，但抓住了问题的根本，给人们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的线索。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曾长期“一边倒”，走苏联式的道路，实行暴力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越搞越穷，失败了；改革开放后，实际走瑞典式的道路，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保护私有制，团结资产阶级，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前进，导致腐败丛生等严重问题，但瑕不掩瑜，主流是好的，只要坚持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不难解决的。这个成功表现在二〇〇三年创造了高于一九七八年三十三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二○○三年十一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鉴于过去犯过的错误和今后应走的道路，我在近年来写的文章中，常谈必须弄清楚三个有关的问题：一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文明进步究竟依靠什么？载入宪法的马列主义等“理论领导”应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起过的作用及其同国家的关系，党应当怎样执政？这本书的内容同这三方面的问题都有涉及或解答。交谈中辛子陵讲了个政治笑话：一个中国人去德国特利尔城参观马克思故居，问看门人：“你们德国出了马克思，为什么不信奉马克思主义？”看门人说：“马克思是大学问家，他留下两本经典，一本穷马克思主义，一本富马克思主义。听老辈人说，上个世纪，有个叫列宁的人很厉害，把那本穷马克思主义抢走了，而且撂下话，不许我们信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剩下一本富马克思主义，也不争什么正统，反正日子过好了，偷着乐吧。”这个故事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应当信奉能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富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而与穷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彻底告别。

附：丁弘 编著的“中国向何处去”的一些思考
此件不能说是“文章” ！不过是随意谈开去。有的朋友说能否把这些问题谈得通俗一点，主张通俗、通俗、再通俗，不要引经据典，让更多的人看得下去。所谓通俗，是要深入浅出，这是高的要求，不是太好办的。试着以谈心的方式写写。肤浅、不妥处，请大家指正。

（一）中国又到了十字路口吗

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中国向何处去？总是成为人们思考的中心议题。晚清戊戌政变时，辛亥革命时，新中国成立前夕，莫不如此。近20多年，改革开放使社会有了巨大进步，但主要还限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滞后，成为社会发展的瓶颈。历史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了。

现在是怎样的局面了呢？

2007年上半年，沙叶新先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有一篇大文章，题目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话是否有些耸人听闻呢？下半年，十七位前部长联名上书党的十七大。其中也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种提法和主流媒体的说法是相反的。在报刊电视上看到的是形势大好、莺歌燕舞。对此群众看惯了，理解这不过是宣传的需要。沙叶新等都举出了大量论据，认为腐败严重了，两极分化了，环境污染了。矛盾积聚，已经危机四伏了。沙叶新和一些前部长的观点好像一样，其实又完全不同！前者认为问题出在没有决心进行政治改革，没有建立监督机制，“德先生”没有到位；后者认为改革的方向有问题，应下决心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路线上来。阶级斗争的观点不能丢，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建设红彤彤的新世界。

这样说来，在中国面前摆着两条路，又到了一个历史关头。何去何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歌》中的这句歌词，唱了几十年了。当年把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这支歌定为《国歌》时，有人觉得歌词过时了。郭沫若还写了《新华颂》应征国歌歌词。中央讨论最后还是采用了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周恩来说：“居安思危嘛！”没有想到历史道路曲折，今天还用得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田汉亡故于“文革”，尸骨不存。他的骨灰盒里，只放着这首歌的歌词（田野同志——田汉的女儿说，里边还有一个剧本《关汉卿》）。在国家的灾难中，田汉丧失了生命，留下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真是悲壮的人生戏剧，真是语重心长了！

审时度势，中国向何处去？李锐同志说：“现在是左右为难。”这是替领导设想的话。无疑，中国的改革到了攻关阶段。

（二）民主，历史的大趋势

2007年2月，谢韬同志发表一篇文章，说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方面他是正面回答中国应向何处去；一方面是对“共运史”的反思，说明历史证明了我们只有走这条路才是对的。

他的历史评说是：第三国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搞的是修正主义，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几十年搞的民主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恩思想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到晚年，他们从实际出发，对过去的观点有所扬弃，而致力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前途。近百年间，社会党沿着这条路，取得辉煌的成就。谢韬同志说：“他们以此告慰马克思、恩格斯的在天之灵。”

这话分量太重了，这把“伟大的”列宁置于何地？这样讲，一贯自诩为“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怎么说呢？其实，不是谢韬或是什么人这样说，而是“历史老人”以事实作出了这个结论。

为一篇文章，中央不得不表态，其中有“不批判”一语。按照革命传统的立场，怎么能不批判呢？原因可能是：一、考虑国际影响，有几十个社会党在那儿呀！二、考虑国内社会的安定。三、恐怕更重要的是谢文具有真理性，民主是历史的大趋势，越批越被动！

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小文章《答读者问》，体现“不批判”的精神。本报不作答、不表态，请专家来回答，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当然，文章还是坚持所谓“科学社会主义”。这样处理，是各抒己见，不是思想垄断的架势了。这是很大的进步。

我们注意到，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对“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意见没有正面接受，但没有批判的语言，而“民主”思潮的影响是明显的。“民主”是报告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国内外传媒都说达60次。说明党对推进民主进程多有考虑。而对否定改革，留恋过去的思潮，则是旗帜鲜明地加以抵制。

这样稳步发展，国人感到高兴，深得人心！

政治家和理论家考虑问题当然不同。按理，政治家应向理论家请教。现在经常请他们讲课了。比较而言，政治家更多考虑实际情况。

（三）总结中国革命，先要说清列宁的问题

理论家还是应追求真理，理论不能做“政治”的奴仆，政治家强调“要有科学的发展观”这是完全正确的，是对历史教训所作出的回应。而在事实上，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也难有科学的发展观。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怎么可以呢？

许多年前，一位出版社的长者给我指出：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首先要说清列宁的问题，否则是说不清楚的。

列宁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这个民族，传承着千年专制主义的文化，对领袖是极尽其圣化、神化之能事。对他们的话语加以教条化，称之为“经典作家”。因为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在专政的情况下，一般人不敢说半个“不”字。列宁百年之后的今天，社会大有进步了，很多人仍感到余悸犹存。

历史的纱幕还是慢慢地揭开来：

近年看到普列汉诺夫三万字的《政治遗嘱》。他说自己一生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教育好列宁这个自己的学生。他聪明、顽强，一往无前，但是固执，不讲道德和残暴。问题更在于他的路错了。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只能是以“流氓无产阶级的道德”为价值取向。这样形成的政权，是不可能给人民以民主自由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实现，只能是党的专政，最后形成个人的专政”。他指出，从社会发展形成的阶级结构来看，今后更不可能形成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了。

他当时说：“这个遗言50年后拿出来，现在拿出来没有用。”他真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历史证明了他的观点。

列宁所开辟的这条路，造成了怎样的结果呢？

一、今天俄罗斯的教科书，已经把“十月革命”改为“十月政变”，即不承认它有什么革命的进步意义了，它推翻了“二月革命”建立的共和政体，把社会又拉回到专制主义的政体中去。

二、1991年，前苏联海军将领，齐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降下了红旗，庄严地升起“二月革命”那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肯定民主革命的成果。

三、列宁格勒这个俄罗斯第二大城市，举行全民公决，多数人投票赞成改名为“彼得格勒”。历经74年岁月，人民还是抛弃了列宁，反而赞成彼得大帝。我们也只有声明尊重苏联人民自己的选择。

四、谢韬同志说：“他们当然比我们更了解列宁，他们否定了列宁，我们为什么还要把他奉为神灵呢？”

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呢？在于列宁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没有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儿只能是概括地说说：

一、他背离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硬要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当然是行不通的；

二、他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已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了。情况并非如此。他没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有自我调节的能力；

三、“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学说，是为了集中，不是为了民主。列宁提出时，即受到一些思想家、革命家的反对。认为它不过是“专制主义”的理论根据，对那四句话：“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少数服从多数”，都是为了集中。民主生活，本身包含着少数服从多数，不需另讲什么集中，在封建性的官本位社会中，上级是谁？组织又是谁？是人民在上，还是官吏在上？按理大家都在“法律”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克林顿在秦俑馆门前和一个小学生有一次这样的对话，小学生说：“你领导着全美国人民呀！”克林顿说：“你说错了，是全美国的人民领导我。”

在“民主集中制”中少了最重要的一句话，“多数要尊重少数”。因为真理常是在少数人手中；在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思想和行动上的先行者总是那些少数人。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了，“民主集中制”无益于民主。直到今天，大家还认为它是正确的。这是思想垄断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四）列宁主义果真到了中国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只是列宁主义，而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当然包括恩格斯，随着形势的发展，思想有了发展了。

如果我们把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列宁主义对照一下，也就知道了。

一、他和列宁一样，忽视社会的经济基础，加快社会主义革命，这当然只能是一种空想。均贫富、穷过渡，社会陷入民粹主义的死胡同，给中华民族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连胡乔木这个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小组组长，也为《决议》没有严肃指出毛的这一错误，而提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他认为这是最大的教训。遗留的问题怎么办呢？只好回头进行补课了。

二、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据，理直气壮地说：“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正在向东方转移，转移到北京了。“中国应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领导世界革命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人（我）的身上了。而这时人家正在兴旺，我们严重的困难已经到来了。

三、“民主集中制”是为了加强纪律性的。是和限制自由、否定民主、剥夺*的专制主义配套的。它和中国专制的文化传统一拍即合。1943年在中国具体形成了“个人有最后的决定权”，一步步把漫长历史上的文化传统——专制主义推向了极至。还认为是执行得不够好。

（五）李大钊只介绍晚年马克思

建党之前，“五四”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则真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李大钊介绍的是马克思晚年成熟时期的思想。他那篇著名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连载。通俗、详尽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说，对其社会主义的理论，主要是介绍了“社会党”，当时欧洲涌现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他从中看到了人类的希望。

“五四”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当然，有民主才有科学，要科学就需要民主，所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是“专制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李大钊的思想体现着科学与民主的统一。当然，他对马克思十分崇敬，但不是个人崇拜。他以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发现马克思的理论还有不够严密的可以推敲之处。最重要的是他一生的两大发现（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概括的，一是唯物主义，一是阶级斗争）。社会的发展究竟靠的是什么？是发展生产，还是靠阶级斗争？李大钊认为马克思未能自圆其说。他认为阶级斗争天天在破坏人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文明。所以他把“斗争”总是译为“竞争”。社会是在“对立统一”状态中发展，而不是你死我活；不是“消灭”，而是“扬弃”。

其实，马克思晚年的思想早已超越了自己。

（六）世上没有“经典作家”，《*宣言》的局限性

“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共产主义的幽灵……”马恩所著的《*宣言》，开篇即可见其文笔的恣肆、潇洒，视角的高屋建瓴，其思想的深邃教育了一代代*人，我们从来奉为经典，认为是金科玉律，认为句句是真理！

事实上，这是不对的，世界上没有什么经典作家，马恩，更不要说毛泽东，他们的思想同样要通过实践的考验。

马恩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宣言》，今天看仍闪耀着思想的光辉，但也明显有着局限性。这毕竟是马克思27岁时写的。三四十年之后，他们涉世渐深，渐有所悟。恩格斯说：“看来我们是错了。”马克思更是谦虚地说：“我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五次提到他的这句话。马克思的女婿，在打着他的旗子活动，他生了气，说：“见鬼去吧！”

《宣言》中的局限性，恰恰成了列宁，接着是斯大林、毛泽东，打出的大旗。什么局限性呢？简言之是四点，“两个决裂”其一是“和私有制决裂”；其二是“和私有观念决裂”，第三要搞“暴力革命”，第四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

青年马克思看到无产阶级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受到的残酷剥削，无比义愤。其理论的思考也带有革命激情。年事渐长，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危机之后，并不是革命高潮的到来，而是社会可自我调节，反而又有新发展，他进而多了冷静的理性思考。

马克思是谦虚的。他甚至不承认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一是他的理论还没有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马克思身后，恩格斯所做的工作；二是他的思想是一个发展“过程”，在理论上讲，相对真理的长河才是绝对真理。什么算是“主义”呢？

列宁，以至毛泽东所高举的是青年马克思在《*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概念。批评马克思是不对的，因为那是马克思早年的观点。但是，用来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只好略说几句了，所好这已是历史所作的结论。

一、关于消灭私有制。物质上的私有，是独立人格的基础。没有私有的物质条件，即谈不到独立的人格。毛泽东对消灭私有制做得彻底。人只能是“螺丝钉”、“驯服工具”等。人民公社的社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而丧失了一切自由，甚至想通过辛勤的劳动以改善生活的可能性也丧失了。恩格斯整理出来的《资本论》第三卷中，为什么提出“重新建立私有制”呢！

二、关于和私有观念的决裂。毛泽东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是这个精神。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道德要求。作为特殊情况下的要求可以，作为普世的道德规范不切实际。荀子说：“有欲必有私”。这是事实。对“私”应该尊重，只能是疏导和利用。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源泉，而平均主义的“大寨工分制”造成亿万农民磨洋工，破坏了生产力。

三、关于暴力革命。在封建专制体制下，要革命只有揭竿而起。但是回头看看，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从陈胜、吴广、洪秀全，到斯大林、毛泽东，这些革命者，哪一个不是“人一阔，脸就变”（鲁迅语）。都是正义的革命，得到非正义的结果。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了民主机制后，有了选举制，有了议会制，马克思在1872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不可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也许还可加*们荷兰，工人可以用和平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时恩格斯说，过去革命的形式已过时了，资产阶级害怕工人的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的成就了。他劝工人阶级不要再搞暴力革命了。这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恩格斯是与时俱进的典范。

到今天，仍有人强调暴力革命，还认为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想到距马克思去世又已百年过去，这不是闭着眼睛，不看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吗？

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阶级的专政”是虚幻的，不过是党组织自称代表无产阶级进行专政，而“民主集中制”所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则造成个人独裁。这种专政，专谁的政，如何专政？都是随意性的。列宁他们首先杀害了早已逊位的沙皇家族。斯大林杀害了包括托洛茨基（仅次于列宁的第二把手）在内的绝大部分列宁的战友，建立了“契卡”的恐佈统治。

【注】这儿提供两个资料：

一、1998年7月17日，在圣彼得堡的大教堂里，重新隆重举行了对末代沙皇全家的葬礼。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携夫人，在尼古拉二世灵柩前深深鞠躬，在全世界的注目下，为杀害他们这一无耻的、毫无意义的暴行“表示忏悔”。

二、斯大林的特务统治，把党的精英消灭得差不多了。以列宁为首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15名人民委员，除列宁等5位早逝之外，其余9名全被处决了。苏共第十七大代表1966名，1108人被捕；139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110名被处决或自杀。部队的情况更加严重。包括多数元帅，多数高级指挥员在内的苏军军官35000被杀害。德国军事当局，曾提醒希特勒，说苏联的优秀干部已被斯大林消灭了。199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1991年，苏联克格勃领导人先后公布了骇人听闻的数字。总之，在斯大林大权独揽的25中，死于非命的下限在2200万人。

毛泽东也这样做，还把知识分子作为专政的对象，说他们是和无产阶级较量的力量。凡此种种都不反映革命的需要，都是非正义的。个人的权威是第一位的。暴力革命，“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都是不择手段的，毛泽东说得清清楚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力行为，即普翁所言：“以流氓无产阶级的道德为价值取向。”这是合乎生活逻辑的。

理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从来没有实行过。将来呢？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水平的提高，白领阶层占重要地位，社会阶级结构变化了，更不会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了。

列宁第三国际这条路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专制的社会主义，集权的社会主义，是官本位的社会主义，权不在民。

其实，民主和科学是相辅相成的，要科学就要民主，有民主才有科学，把“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看，在概念上是不合逻辑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是“专制的社会主义”——如果还可叫社会主义的话。

（七）苏联的败亡和俄罗斯的复兴

列宁缔造的“专制的社会主义”，终于还是被历史所否定，历时74年。叶利钦说：“这是俄罗斯民族历史上最羞耻的一页！”这些年，我们常说，“苏联红旗落地了。”有人却说：“苏联何曾飘扬过红旗！”实质上，“十月革命”是从民主共和向封建专制的复辟。1991年，苏联解体,分解为15个国家，苏共解散。全国静悄悄。没有抗议，没有斗争，没有人起来捍卫这个党，这个国家。真是瓜熟蒂落，自然地水到渠成了。

俄共主席久加诺夫认为，苏联败亡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民主，是集权，是垄断，他具体分析是三个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思想垄断。整个人类已在走向民主化。这样的国家被历史所否定是必然的。

俄罗斯重新升起了“三色旗”，是对1917年“二月革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