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为了从整体上把分清敌我，切实把握社会的主要矛盾便显得至关重要。

近百年来，由于政局的急剧动荡，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可谓是飘忽不定。潘太史认为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可谓是一目了然、条分缕析，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1912年-1926年，北洋军与革命党之间的矛盾，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南北矛盾；

二，1927-1937年，南京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之间的矛盾，其中包括国共分裂；

三，1937-1945年，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

四，1946-1949年，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

自从中共开始执政以后，由于天下大势趋于稳定，社会的主要矛盾也逐渐变得模糊起来。1956年，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等人在“八大”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主席虽然对于他们的论述并不完全赞同，但是当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以后，在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究竟应该如何定性的这个问题上一时之间也感到有些迷茫，所以老人家对于这个提法当时并未明显地表示出异议。

经过了1957年党内整风和反右运动战斗洗礼，毛主席对于中国社会的本质终于有了清醒的认识，于是在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总路线，并且改变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阐述，老人家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虽然全党接受了这个提法，但是当时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极其有限，根本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会在何处容身。随着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以及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及其善后工作，毛主席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无疑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河南省省长吴芝圃在斗倒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以后便率先提出了全省水利化的目标，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则出现在信阳地区，从而成为了大跃进运动中的急先锋。在1960-1962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河南可谓是饿殍遍地，地委书记路宪文主政下的信阳几乎成了人间地狱，据说非正常死亡者高达百万人以上。不仅群众受到了干部们的无情摧残，甚至还发生了县委书记打死县长的恶性事件，可谓是骇人听闻、古今罕见。

河南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人间惨祸，按理说吴芝圃、路宪文等人其罪当诛，毛主席在听到信阳事件的报告以后勃然大怒，他甚至认为掌握信阳政权的人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但是以政治局委员陶铸同志为第一书记、中央委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为第二书记的中南局却对吴芝圃做出了这样的处理，解除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之职，改任中南局书记，负责文教。而信阳事件的罪魁祸首路宪文则仅仅被判黜了三年徒刑，吴芝圃在河南的许多死党非但没有受到任何处理，相反在文革以前仍然继续掌权，兴风作浪。陶铸、王任重二位同志在党内堪、称栋梁之材，而且他们与吴芝圃在历史上并无渊源，之所以对其进行袒护无非是为了维护党内官僚当权派“唇齿相依”的共同利益，这或许就是毛主席在国家刚刚走出困境就急于发动四清以至文革的根本原因之一。

公元1964年，当中央在部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毛主席全面阐述了整顿当权派的重要指示，不料刘少奇竟然打断主席的发言，胡说什么四清与四不清是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性质则是敌我矛盾与人民矛盾相互交织。这次交锋实际上中共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社派）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之间的一场公开较量，客观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序幕。潘太史认为从此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便转化成了走资派与走社派之间的矛盾，走社派起初颇占上风，但随着毛林二人的公开决裂而元气大伤，以至于在主席去世之后便迅速失败。

邓小平作为文革中被打倒的第二号走资派，他在文革后期的复出实际上已经宣告了走社派必将失败的历史命运。华国锋之所以在政变后暂时获得了最高领袖的地位，其真实原因恐怕是元老们深知其中的奥妙，不想在若干年后自己的名字被列入《佞臣传》之中，而以合法的形式从华国锋手中夺取政权对他们来说早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鉴于叶帅年事已高，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以后很快便掌握了军队大权，进而成为了中共的实际领袖，走资派从此控制了全党并建立起了相对稳固的新体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在各种条件的制约下至今仍然没有人公正地指出这一点。

从公元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开始，走资派体制便日趋强化，后来经过长达十年的明争暗斗，最终在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上宣告完全胜利。邓小平凭借自己个人威望和掌控的军权，对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进行严厉的压制，并且还堂而皇之地提出了“不争论”的主张，这实际上为走资派的全面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并基本瓦解了走社派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

从此以后，改革开放的道路便是不断深化深化再深化，贫富差距日益悬殊，随即就是所谓新三座大山（医疗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的全面亮相，广大职工在原先低工资条件下所享有的各种福利待遇诸如福利分房、公费医疗等等被一一剥夺。十四大以后开始施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的短短的数年之间便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使命，中国社会迅速地过渡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官场经济的新阶段，而社会主要矛盾便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矛盾。

其中体制内在狭义上可以分为核心区域、边缘区域、综合区域等三个部分。核心区域是指国家正式的官僚体系，具体地说就是中央政府内部的部委局办处科室以及省地县三级地方政权中的行政官员以及具有行政编制的各企事业单位的主管领导；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官员（包括副军、副部），是这个国家中真正的特权阶级，凡是可以想到的一切优厚待遇他们都可以享受。县处、厅局级官员是体制内的中坚力量，但是其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可能晋升至副部级以上，所以他们对于现实利益的诉求往往十分强烈，有些人在地方上甚至达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一般官员由于距离体制的核心相对较远，因此其惟一的驱动力便是如何将手中掌握的有限公权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利益。

体制内的边缘区域主要是指一些所谓的社会团体以及科研、教育、医疗等机构，它们虽然并不掌握实权，但毕竟接受体制的领导并从中受益。尤其是近年以来，这些机构主动邀请那些原先身居高位的退休官员担任其主要领导，小庙之中竟然争相供奉大菩萨，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与核心区域的距离，成功地上演一幕幕“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官场大戏。

体制内的综合区域主要是指银行系统、国有上市公司以及其他一些由政府部门控制的企事业单位，这个区域或许是天下最大的肥缺之所在。在正统的官僚体制内，局长的工资不可能超过部长，而部长的工资不应高于总理；但是银行以及上市公司的高管们在享受体制内各种优厚待遇的同时，还可以与所谓的国际惯例接轨，名正言顺地领取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高薪回报或股权分红。

在每一个固定体制中也会有体制内与体制外之分。例如，中央委员会无疑在体制内中居于领导地位，但是其中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才是真正的权力中枢，一般的中央委员恐怕只好算做为体制内中的体制外了。在政治局中其实也可以如此划分，常委基本上都可以算作为体制内，一般委员则沦落为体制外。民营公司虽然从整体上无疑完全属于体制外的范畴，但是在官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其业务活动不得不围绕官场的运做而运转，其高级主管与各级政府官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其全部费用可以任由公司来报销。从官僚体制来看，这些局外人可谓是体制外中的体制内；从公司体制来看，高级主管无疑居于体制内的核心地位。综上所述，广义上的体制内可以这样划分，一个人凡是相关花费可以报销的便处于体制内，凡是需要自掏腰包、无处报销的就处于体制外。

孟子：“或劳心，活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古今之通义也。”如果套用孟子的观点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体制内的人属于劳心者，体制外的人属于劳力者，由体制内的人来统治体制外的人乃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就这个意义而言没，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矛盾可谓是由来已久，不足而怪。但是从中国历史来看，几乎所有的王朝都知道爱惜民力，不会毫无限制地扩大体制。就清朝而言，其疆域面积比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广大，但是朝廷命官的人数（文官）不过27000人而已。根据《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论述，乾隆年间全国共有生员（秀才）100万人（具备地方公务员从业资格但本身并无特权），举人18000人（可出任县令等低级行政职务），进士4000人；具体到一个县级政权而言，真正属于体制内的人不过县令、县丞等十余人而已。

虽然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有着本质上不同，但是如今仅京师一地的体制内人员便远远超过了大清国时期的总数，规模之大可谓是史无前例！体制内的无限扩大势必会对体制外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体制内人员由于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政权，他们在征收税赋和财政支出的问题上无须顾及“量入为出”而是采取“量出为入的”政策；因此体制外的负担便直线飑升，永无宁日，或许选择同归于尽才是惟一的出路。

潘太史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矛盾，其根本原因则是由体制的无限扩大引起的。著名学者老田同志（田力伟博士）曾经提出了“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概念，并试图以此来解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观点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走资派和走社派”等传统说法相比无疑更容易为普通民众所接受，而且也更加接近于客观现实。但是潘太史提出的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说法似乎更能自圆其说，或许这就是所谓的青出于蓝吧。

至于体制之所以无限扩大，潘太史在《天下风云七百年》当中另有论述，社会生态学的特点在于观察事物，只须知其然而不必知其所以然。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矛盾如何演化，将是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看点，中国历史或许将会掀开新的一页。

2008年6月15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