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还是解构？教化还是为答而答？

刚才有位朋友告诉我，说有人在网上偶然看到苏拉德先生批评我写的《第三种忠诚》，很兴奋地打开电脑找到来拜读，可读完不知说什么才合适，我还真不太明白先生的意思，是要解构呢，还要建构？于是，接着看先生下一篇《国家灵魂转向的标志》。如果先生是要建构，我确实没有看出来，如果是要解构甚至消解我提的“第三种忠诚”这个问题，那只好再给先生提三个问题（不是考卷，我早离开大学讲坛再无出考卷的资格）。

第一，不知苏拉德先生是否意识到这篇《国家灵魂转向的标志》与《答枭阳：“第三种忠诚”是极不忠》之间的非自洽性。

第二，苏拉德先生故意（考虑到先生是“爱智者”必定智商在我之上，更不至于没受过形式逻辑训练，我只能理解为故意）把精神文化上的“第三种忠诚”问题硬性设定为社会政治上“忠不忠”的问题，是否觉得非如此不足以作出惊人评判？设如此，先生是在答我问呢，还答别的什么人问？

第三，即便就先生说的“忠不忠”的“忠”这一个字的字义来说，其首义，仍然是“忠诚”，即“尽心竭力”的意思，其次才特指“忠君”。先生是否发挥得有点过犹不及？下面是我给你的原文照录，请看是不是违背了这个词的首义，即基本义：

发挥“个体思想自组织优势”亦即元化先生说的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我相信，只有象王元化先生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身体力行地坚持解放思想，才是真正有效果的。因为，反思意味着以一种无杂念的纯粹的平常心，保持对自己独立精神和思想自由的忠诚。

这种忠诚，无疑是美德。但不是普通的美德，而是人们通过忠诚和为了忠诚而忠诚才有的美德。刘宾雁先生在《第二种忠诚》的文章中，曾经把对国家的忠诚划分为两种：一种忠诚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老实听话、从无异议”；除此之外，还有第二种忠诚，那就是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国家、社会和政治人物，并根据自己的分析判断对国家提出真知灼见。我想，这两种忠诚，都符合忠诚的精神，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第三种忠诚，即思想者对于自己思想的身体力行的忠诚。没有对自我的忠诚，就没有有道德的人，没有正直者的忠诚，就没有正义，没有人文主义者的忠诚，就没有人文关怀，同样，没有思想者的忠诚，就没有思想自由。光是表白、呼吁或号召，说得再好听，都无济于事。窃以为，在王元化先生身上，就体现了这“第三种忠诚”。

如果说，第一种忠诚与第二种忠诚是社会角色使然，其美德还没有超越类似于“武死战”、“文死谏”和“坚持真理”的传统政治范畴，那么，第三种忠诚才是人性使然，是精神使然，其美德才真正进入到“揭示真理”、“永葆生命活力”的现代伦理范畴。第三种忠诚，既不在政治立场上有多坚定，也不在于在学理成就上站得有多高，但它具有人类的、社会的、普世的价值。所以，不管元化先生是著书立说，还是出任党的宣传部长，都能体现出这种忠诚的美德。对于学者、知识分子或思想家而言，只有融入生命的学问，才是真学问，只有贯通学问的生命，才称得上思想家的生命。因此，第三种忠诚的美德，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

“唯精神”、“行尊严”、“录沉思”、“传薪火”，体现在元化先生身上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具有自身的纯粹性。其中“唯精神”和“行尊严”既是元化先生的生平自况，又是他的自我价值肯定，且坚持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录沉思”和“传薪火”更是精神和尊严本身的特征。人们常说，大自然是伟大的健忘者。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是物质的。物质就是遗忘，只有精神才有圣奥古斯丁说的“过去的现在”，即记忆，亦即过去留给我们的，以及保留在我们身上的。这就是人类看似脆弱，影响小且时间短的个体精神，但由于记忆，忧虑和忠诚的精神便得以开始和延伸其勃勃生机。有人说，一种思想只有努力抵制遗忘、习俗和利益的变幻无常，以及投机或权力的诱惑，才能摆脱虚无或挠舌。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就是由这种努力构成。马塞尔·孔什告诫说，任何思想“都有不断地失落的危险，如果我们不努力保住它的话。”所以，没有忠诚就没有思想，为了思想，不仅需要回忆，还需要愿意回忆。忠诚就是这种意愿。忠诚指向“过去的现在”即精神本身，而忧患则指向“未来的现在”即人性本身，再自私的人也不会永远忘记未来。面对“祖国的花朵”（儿童少年），无论是否己出，人们都会寄以某种期望。即使精神是一种疾病，人性是一种灾难，但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每一个忠于自己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的人，都是一个人文主义（人道，或人之道）的守望者和期望者。对于过去，不要动辄打个落花流水，对于未来，更不必悲观绝望。人的全部尊严在思想里，思想的全部尊严在记忆里。容易忘却的思想，没有精神，容易忘却的守望和期望，没有意志、没有心愿和灵魂。人只是由于记忆才有精神，由于忠诚才有人性。正如希伯来的上帝与他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之间“约”，哲学思辨是思想家跟自己的一个“约”，是对思想自组织本身的极端忠诚。所以，自况唯精神、行尊严的哲人如元化先生，势必会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始重新“录沉思”，以“传薪火”。这种忠诚的精神，就是精神本身，亦即道法自然，法尔如是。

……

后来，我在《背景主义：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1994）和《读〈读黑格尔〉所感》（1998）等文中，曾就中国学人以现成选择为圭臬代圣贤立言教化万民的传统和述而不作的学术研究惯习，因而缺少西方理论思维的训练，从而造成了中国的思想理论只能达到“现象的描述”水平问题进行过分析。主张中国学人应尽早实现中式的阐释研究与西式的理论思维的联姻。这种联姻，就是发挥个体思想自组织优势，完成从秉承者向在出者的蜕变。从生命主体上讲，中国学人最大的问题，除了思想治学的理论思维含量非常之低外，就是缺少元化先生对精神独立、思想自由这第三种忠诚。

最后，我一点也不介意先生的教化口气，我本来就是个小学生，且生活里谁都可以做我的老师，何况是已得人类最高哲学希腊哲学真谛的苏拉德先生。

刚收到大作《柏拉图密码》，看看目录就很喜欢，只是先生称我为“好友”，还将大作寄给我“留念”，却管我叫“徐宏”，这与我妈和认识我的人管我叫“钱宏”有些出入，特此纠正先生，这比较容易，不需要作象、数、义、理和逻辑上的辨析就能说明白。呵呵，不过先生的大作，我会好好学习而不只是留念（开个玩笑，如果留念，先生给我寄点正宗的普洱茶就好，据说此物爷爷手时收藏到孙子手里用最好）。

祝先生吉祥好运！

——阳子2008年6月16日16点16分16秒

附录：苏拉德《答枭阳：“第三种忠诚”是极不忠》

作者：苏拉德 2008-05-31 17:11:23 发表于：博客中国

【近日收到枭阳先生邮件━━一份十足的考卷，上面开列多个令我头大的问题，不过用语还算客气，我也使用友好语言作答。后来上网才发现，文字相同的一份评论已经摆在我的专栏上，他的意思似乎要超出个人交流，让更多有兴趣的网友参加讨论，我也有这个想法，这类问题众人议议还是有意思的。我在这里先挑容易的回答。】

首先表明我的态度，关于忠诚和忠：第一种忠诚是忠；第二种忠诚是不忠；第三种忠诚是极不忠。

中国传统只有忠，没有忠诚之说。忠专指个人(主要是官员)对国家尽职尽责，由于“朕即天下”，所以忠也指坚定地支持皇帝，一切为了皇上。它的前提：一、皇帝是天子，是神圣的，永不犯错的，按圣旨行事绝对不会错；二、皇帝是最高统治者，所有人的主人，人们对他要言听计从，无条件服从，鞠躬尽瘁，万死不辞，绝不能有丝毫怀疑，更不能在执行圣旨中打折扣。

现代也还有忠的说法，如要求干部要忠心耿耿为国家，忠于人民，忠于事业，忠于组织，忠于家庭等等，文革中有“三忠于”，人们还兴跳“忠字舞”。

“忠诚”则是后人在忠字基础上创造的新词。是谁的创造或谁第一个使用这个词，我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创造这个词的人看到了忠字的的缺陷，即它过分强调服从，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容易变成一种愚忠，或愚蠢，忠诚一词补救了这个缺陷。愚忠有可能是极大的不忠，碰到愚蠢的皇帝(有几个皇帝不愚蠢)，忠实地执行他的圣旨，很可能社稷不保，皇帝老子也可能会送命，这算什么忠？要避免这种情况，就需要臣子发挥主观能动性，为皇上，为社稷，当然也为自己的身家生命，积极提建议，出主意，直陈、力谏，甚至死谏，让皇帝改变主意。这就是忠诚。在愚忠的基础上加上个人的才智和诚意，挨罚送命在所不惜，是至忠，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第一种忠诚。

提到第二种忠诚，人们会想到刘宾雁那篇著名作品：《第二种忠诚》，写的是两位二十多年来一直冒死向毛泽东写信“进谏”的人和事。这和以前谏官的做法类似，我把它列入第一种忠诚中，这是因为愚忠不能称为(第一种)忠诚。愚忠只有忠，没有诚，抗日战争时很多汉奸和伪军对皇军就是这种态度。真正的忠诚起码要像刘宾雁作品中的人，或像屈原那样的人，他们的表现构成第一种忠诚，有忠又有诚。

第二种忠诚应当是那些为大局而“犯上”的人，他们通常所做的属于合理不合法的事，迹近造反，这种行为对皇帝或统治者来说，就是不忠，虽然效果可能是好的，可能造福社稷。上世纪60年代安徽省带头刮“单干风”的干部就是一例。改革开放不时听说的“打擦边球”的干部也属于这一类型，只是后一类干部还带有较重的私心。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可以根据战场实况不接受皇帝的糊涂指令，独行其事，这是说得过去的。皇帝怕的是，这位将军可能有朝一日“为社稷”而对自己兴师问罪。上世纪60年代那场“单干风”无疑是救民于“倒悬”的措施，可确实是走在与社会主义大道相反的路上，属两条道路斗争的原则问题。
第二种忠诚是诚大于忠或有诚无忠，实际就是不忠。

所谓第三种忠诚是当代人的发明，有两种主张。
一，忠于个人，个人第一。
百度_近代史吧胡祈评论：第三种忠诚是首先忠于自己，然后再忠于他人民族国家。先忠小我，兼顾大我，但小我优先，大我在后。小我必需满足之后，才能考虑大我，小我不满意，大我不考虑。第三种忠诚的最基本涵义是忠于个人自己比忠于他人民族国家优先重要，只有个人得到充分满足之后，才是忠于他人民族国家的时候，只有个性舒畅之后，才能想到他人民族国家，在任何事情上，个人利益压倒民族国家利益。……第三种忠诚顺应人类自然规律，对人的本性加以满足，而不是一味打压人性的第一种忠诚，也不是忽视人性的第二种忠诚，华人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扭曲非常严重，第三种忠诚可以让华人逐渐地回到人自然本性的正道上来。华人，请用第三种忠诚。

二，思想者对于自己思想的身体力行的忠诚。
这是枭阳先生在“第三种忠诚——追念王元化先生”一文中提出的定义。他接着说：没有对自我的忠诚，就没有有道德的人，没有正直者的忠诚，就没有正义，没有人文主义者的忠诚，就没有人文关怀，同样，没有思想者的忠诚，就没有思想自由。光是表白、呼吁或号召，说得再好听，都无济于事。窃以为，在王元化先生身上，就体现了这“第三种忠诚”。

有一种人必定会为胡祈的主张热烈叫好，那些贪官们。若谁对他们的工作表现略有微辞或指责他们贪得无厌，他们会振振有词地说：我不满意呀，我的人的本性还没有充分满足！那些多情的人也会异口同声地回答为什么找情人的问题：我的妻子或丈夫不能令我满意呀！连抢劫犯、杀人犯都会以各种不满意为由解析自己为什么杀人、抢劫了。好个“第三种忠诚”！

至于枭阳先生的理论，我原以为自己理解，稍一思量，又不解了。“对于自己思想的身体力行的忠诚”，孔子、孟子、蒋介石、王元化、王石，等等，都是这样的吧，他们不都是具有第三种忠诚的人了吗，与一般人又有什么不同？他反复提到的思想、精神、学问都没有界定，毛泽东提问，“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思想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对正确思想身体力行是正确的；若对错误思想也身体力行就是错误的了，学问的情况类似，在这个题目上泛泛而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真理就不含糊，它是唯一的，正确的思想可以理解为真理，若说忠于，那么只能是忠于真理，而不能忠于思想、学问之类自身包含对立面的事物。若连思想与学问是否正确都没有弄清，就身体力行，无疑是糊涂人一个。

他最后的问题是问我是否同意“存在我说的‘第三种忠诚’即对于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忠诚，那么，它属于哲学家还是思想家？”在此，把第三种忠诚解析成“对于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忠诚”，比前面的解析是进了一步，但将它与哲学家与思想家相联系又让人觉得别扭。一个同样别扭的回答是：“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无疑是哲学家或思想家成长不可缺少的条件，它应当既属于哲学家又属于思想家。

“忠”的原义是对皇帝、对国家、对社稷、对组织以致对配偶等外部事物尽职尽责的行为，“诚”表示不仅要尽职尽责，而且内心要真诚，全心全意，毫无杂念。忠诚这一美德从根本上说是强者对弱者的要求，主人对奴仆的要求，上对下的要求。现在胡祈与枭阳均将忠诚的方向转向个人，即个人的心愿或思想，从全心全意为他转而为全心全意为己，为自己的愿望或思想而身体力行，违背了忠诚的原意，因此我说：第三种忠诚是极不忠。

即使看到或同意我这个结论，我想枭阳先生也不会太在意，因为从其生成的背景看，“忠”带有较浓的封建色彩，与当代自由平等的观念是抵牾的，像孝、义一类属于比较陈旧的美德观念，不忠，也就类似爱情出轨，算不上什么原则问题。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所谓第一、第二、第三种忠诚的划分，也就不必太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