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Edith Piaf的传记片《玫瑰人生》，感触良多。电影拍摄必有过人之处，可是我没有这方面的欣赏能力。美女演员Marion Cotillard饰演时间跨度很大的角色，获得了奥斯卡奖，可是我也不感到多么稀罕，这似乎已经是美女演员们得奖的秘诀了。

真正让我感动的是Piaf本人。由于拿破仑对我的巨大帮助，我对法国文化是很喜欢的，也不会因为一些历史事件而改变（与此类似，由于爱因斯坦、贝多芬，虽然有纳粹、东德，我也始终热爱德国）。大约是三四年前，我开始寻找好听的法文歌曲，数量之多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其中有很多就是Piaf的（但是有很多当时并不知道），她和Michael Sardou演唱的马赛曲更是长时间地伴随我（参见“一生最喜欢的十首乐曲：马赛曲居首”），让我感受自由的力量。

人类社会有很多地方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尤其严重的一点就在于，很多利益巨大的交易是单向的，没有货币转移等任何回报，在艺术、思想、知识领域尤为明显。例如，我听Piaf的音乐可是没有机会向她支付。不要以为一段音乐对一个人的价值小，数十亿的听众无偿听贝多芬、莫扎特成百上千的音乐而没有给予任何回报，时间已经有几百年，而且还将不断延长，哪怕是每段音乐的价值很小，积少成多也是一笔巨大的价值，很可能超过很多知名企业的利润规模（参见“重视长寿命商品--曹雪芹与黄光裕之价值比较”）。

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只要也以这种精神向后代不断传递利益就可以不要回报，但是，虽然对人类社会的现实利益可能损失很小（实际上损失的增长机会是很大的，见后文），但是对于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来说，损失就很大了，等于是在鼓励这些人向大多数人的单向付出（虽然有成就者之间可以收支相抵，但是绝大多数人是无成就的，是只进不出的），结果就是高成就者的收益大大缩水。

如果用经济学分析这种情况，没有回报机制有两种问题，一个是无成就者获得了商品却不付账，另一个是有成就者之间的三角债，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次要的。有些人会说，这些人得到的已经够多（实际上有很多人得到的是很少的，极端的如梵高、贝多芬），而且，即便得到很多，就像是一家经营良好的企业，虽然在有些人不付帐的条件下也许仍然能够盈利，但是，遭到欠账仍然是坏事，而且是对全社会的坏事，失去了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投资、更好的发展机会。一方面，企业的运营效率受到了制约（相当于贡献减少），另一方面，其它企业也不愿意成为这样的明星企业，因为获利不过如此，无法跟上贡献。

对知识、艺术的回报不一定是货币，甚至可以说在多数时候都不是货币。电影里没有演Piaf的经济情况，但是网上搜到的简介表明她死后是欠了一屁股债的，但这不是问题所在（她能欠债至少表明有人愿意借钱给她）。也许因为她是流行音乐歌手（不管现在如何，至少当时公众是这么看的吧），她曾经受到公众的不公正对待，似乎没有人关注她是否受到了伤害。在一定程度上，当时的公众有权利议论，因为她通过发行唱片、做广告、开音乐会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收入。但是后人呢？人们会说，后人虽然没有给她收入但是也没有对她妄加非议，但是显然，这只是零回报，虽然比负回报好一些，但是还是件坏事。

《真理进化论》一书中提出建立欲望市场（参见“第十五章 欲望市场和欲望货币”），部分原因就是让艺术、知识等思想创造的产权可交易，这样，一个人生前也能获得死后价值的贴现，杜绝杰出贡献者的这类不幸。

其实，对莫扎特、贝多芬的生平更有理由作此议论，但是，思想是很奇怪的事情，并不一定在反差最大的情况下有感。Piaf的很多歌以前都经常听到，也很喜欢，但是根本不知道是她的，我以为这是最糟糕的，因为甚至连名誉、心中的感谢都没有给她，这种严重的亏欠感可能是这些感想的根源。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我所喜欢的球队这两天都表现很好（凯尔特人夺冠、意大利出线、荷兰也没有打假球），快乐之余，这种内疚就更加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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