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人生多歧路

一，同学究竟是竞争对手还是可靠的朋友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由此可见，在人生中能够分清敌友是多么地重要！

根据潘太史的观察，至少在大学以前，同学关系一般是比较和睦的，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什么重大的利益冲突，充其量不过是对班级或年级中的名次高低有所计较而已。当然，在中学阶段也会有极个别的学生由于陷入早恋而过早地体会到了争风吃醋的滋味。从理论上说，他们在报考大学的时候自然都是竞争对手，但是由于是数百万人同时竞技，自己是否达到录取分数线与同班同学几乎毫无关系，而且在填报录取志愿方面选择的余地都很大，因此不会产生什么太大的冲突。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明确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小学、中学阶段的同学关系非常值得珍惜，彼此之间的交往并无利害关系搀杂其中，大家都能做到以诚相待，这种同学关系是我们一生中非常重要而且是天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网。

一旦进入大学之后，同学关系相对来说就会便得复杂起来，主要原因无非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大学阶段迅速定型，彼此之间难免产生冲突。

第二， 由于集体住宿而极大地缩短了同学们之间的距离，个人在学习和生活上的缺点暴露无遗。

第三， 家境的不同必然会导致在校大学生在消费水平上存在极大的差异，难免会造成一定的心理失衡。

第四， 大学期间会遇到恋爱、求职、继续深造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迅速证明自己的能力便是当务之急，而且学习成绩的好坏也要与奖学金直接挂钩。

鉴于以上这些原因，除了少数纨绔子弟以及自我失控者以外，绝大多数学生都会产生紧张感，生怕在学习的最后阶段落后于人，于是便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自己的同学展开了一场全方位的竞争，彼此把对方视作为自己今后事业上潜在的竞争对手而相互提防，关系冷漠。

潘太史认为大学生中这种强烈的竞争意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则是有害的。其原因在于，由于高校连年扩招，大学生的质量可谓是参差不齐，虽然大学生的竞争意识很强，但是由同班或同系的学生来竞争同一职位的现象毕竟并不多见。而且用人单位在决定是否录用某位应届生的时候，除了考虑该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以外，外表、形象甚至现住所距离公司的远近等等都有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而且在招聘当中除了择优录取这条元规则以外，各种形形色色的潜规则或许在实践中更为管用，所以大学生们在校期间的许多职场竞争预案大多毫无价值，将同学视作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明显属于“八公山上，草木皆兵”。这样做非但把大学期间的同学关系搞得复杂话，而且客观上会使自己丧失一大块潜在的人际资源。因此在大学期间，同学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友而不是敌，这是潘太史通过亲身观察和实践所得出的结论。

硕士、博士之间虽然也存在同学关系，但是由于在入学年龄存在差异，不少人都有过一定的工作经历，而且学习目的也不尽相同，所以他们的同学关系或许更加接近于职场中的同事关系，在此无须赘述。

二，同事是敌还是友

大学生在参加工作之初，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固然还缺乏必要的经验，但是他们往往干劲十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弥补其专业知识的不足，同时也是年轻人的最大优势。我们平常总是说社会复杂，职场险恶，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同事关系造成的，而同事关系中按照职务的高低，又可以分为上级、同级和下级。虽然世界各国在政治制度上存在极大差异，但是具体到某个组织、公司，其干部选拔机制几乎清一色地实行由上至下的任命制而不是由下到上的选举制；因此所谓的同事关系归根结底是如何处理与上级的关系，来自其他同事的毁誉最终也只有转化为上级的意志才能发挥实际作用。与同事之间的群众关系当然不能完全不顾，但是与领导的关系无疑要重要得多。中共早年历来强调群众运动，领导人都喜欢深入群众并团结群众、教育群众，但是林彪同志在建国初期就领悟到了上下级关系中的终极真理并旗帜并提出了“只有毛主席才是最大的群众”这个光辉论断。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中极其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市侩形象冠小和，他热衷于社交活动，没少给日本人送礼，但是当大赤包垮台的时候，这位妓女检查所所长的丈夫才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认识任何一位日本人。因此与一般同事之间保持距离才是为人处事的应有之道，而当务之急则是处处紧跟领导。

虽然上级领导下级是举世公认的原则，但是除了军队等强力部门奉行“军令如山”以外，上下级关系中上级对下级的领导权并不绝对，至少不具备生杀予夺的权利，下级即使得罪了上级也不必担心自己会人头落地或失去身陷囹圄，因此一个高明的上司不会在下级面前过于张扬，而是会采取晓之以礼、动之以情的做法。而下级在在上司面前除了应有的尊重以外，完全不必表现得诚惶诚恐，毫无信心。

根据《资治通鉴·周纪一》记载：子击（魏文侯之子）遭田子方（文侯之师）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之。

田子方关于“富贵之人不可骄，贫贱之人不必馁”的说法虽然有些匪夷所思，但是仔细想来却是意味深长，令人茅塞顿开。根据《论语·学而》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不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安贫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孔子和子贡从正面阐述了如何做人的道理，但是做到这一点显然并不容易。而田子方的这段话却从反面加以说明，其立论发人深省、无懈可击，对于贫富双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教育意义，在上下级关系中也完全值得借鉴。

另外，处于不同体制下同事关系也各具特点。一般来说，官僚体制内的同事关系由于相对比较稳定，内升、外升、平调、降级、充当替罪羊等等，这些好事和坏事都发生在同处一个科室的几人或十几个人当中，所以尔虞我诈的成分相当浓厚，而且居于官僚体制中的领导几乎个个都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高手，这种环境下的同事关系最难判断也最难相处。因此较为稳妥的做法是正确地领悟领导的意图并迅速判明其官场品质。唐朝的李林甫和南宋的秦刽都曾经长期担任宰相并保持朝政，虽然李林甫的奸诈与权术要远在后者之上，“口蜜腹剑”与“野无遗贤”便是这位权臣留下的著名典故，但他对于自己所选中的人还是比较信任和宽容的，因此牛仙客、陈希烈等人得意长期尸位素餐、身居高位。秦刽对于下级则毫无信用可言，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利用关系，而且往往在事成之后便过河拆桥。由此可见，对于一名下级来说，跟准一个好的领导便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反之，一名领导想要做出成绩也必须用对一批下属。所以在处理体制内同事关系的时候，关键在于把握顶头上司的心态，以便能够随时投其所好。对于那些从不维护下属的上司则宁可选择斗争也千万不要巴结，这样做才能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总之，体制内的同事关系最稳定也最难相处，每个人将来都有发迹的可能性，相互之间既不是敌也不是友，因此保持和气、敬而远之才是稳妥的做法。

体制外的同事关系相对比较简单，这是因为公司本身的寿命就相当有限，因此人员的流动性极大，难免鱼龙混杂，而且不少从业人员多少怀有骑驴找马的心态，当然也有人一心想在这里出人头地。基于上述特点，体制外的同事关系要么比较平稳，彼此相安无事；要么就是你死我活，斗争不择手段。面对这种情况，采取“见可而为，知难而退”的做法或许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假如同事关系融洽，彼此之间当然应该以诚相待，为今后可能的相互提携预留伏笔；假如公司里同事关系非常紧张，那么十有八九便是领导暗中挑唆的结果。

《登金陵李凤凰台》是李白最负盛名的一首七律，其辞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诗人认为自己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原因并不是天子不识才，而是小人蒙蔽了圣聪。这种观点在中国很有市场，大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尊者讳，所有的坏事都是由领袖身边的小人所为，而领袖本人则一贯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最多也只不过是失察而已。潘太史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以及亲身经历的社会实践，得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结论，这就是“近君子，远小人”是领导的一项重要职责，纵容小人横行、听信谗言则是领导的严重失职，而跳动群众斗群众则向来是领导的拿手好戏。因此在公司里假如遭到了小人的陷害和打击，这笔帐应该去找领导算，通过领导来打击小人才不失为人间正道；假如领导与小人狼狈为奸、斗争在所难免的话，那么与其反抗贪官，倒不如直接把矛头对准皇帝！上司在意识到自己也将承受一定风险的话，自然就会权衡利弊，不至一意孤行。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潘太史认为这个原则今天仍然适用，在同事关系当中虽然应该坚持与人为善的原则，但是对于豺狼则一定要斗争到底！林副主席曾说：“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不斗人，但人家要都你，离开了斗争是无论如何也团结不起来的。”因此同事之间的钩心斗角是一种极其正常的社会现象，我们已经尽量争取朋友，但对敌人也决不能心慈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