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丁千城《蝶图腾》一书）

前三世纪（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秦始皇有一个美好的愿景，他称自己为“始皇帝”，后面的皇帝叫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万世。但秦15年就亡了国。后面是西汉、东汉、三国鼎立、西晋、东晋、南北朝（大分裂）、隋、唐、五代十国（小分裂）、宋、辽、金、元、明、清，从秦始皇往后的2000多年，直到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中国基本上一直没有根本性的外来威胁。就像布热津斯基在《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中说的那样：“与以往的霸权大国不同的是，美国是在一个相互关系日益紧密和亲近的世界上运转的。以往的大帝国，如19世纪的大不列颠、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的几个朝代，或者绵延500年的罗马帝国等，它们相对来说不受外来威胁的困扰。它们所主宰的世界是各自孤立的，相互之间没有互动关系。距离和时间为它们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条件和可靠的本土安全。”

布热津斯基忘记了一点，美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一霸权大国，也正是因为这个“相互关系日益紧密和亲近的世界。”既然中国历史上相对没有根本性的外来威胁，那么中国历史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改朝换代呢？其根子只能归究到内部管理问题，一个大帝国管理不好，管着管着就乱了，开始是小乱，最后就乱到不可收拾，于是死人千万，换个人来管。姓嬴（秦朝）的管不好，姓刘（汉朝）的来管；姓刘的管不好，姓司马（晋朝）的、姓杨（隋朝）的、姓李（唐朝）的、姓赵（宋朝）的、姓孛儿只斤（元朝）的、姓朱（明朝）的、姓爱新觉罗（清朝）的来管，一年年看下来，一代一代看下来，有时真觉得儒家是有大罪过的。儒家抱死了“圣君贤相”的理想，开国皇帝好一阵，后来的子孙就不行了，而且越来越差，就按这种模式循环不己。儒家不管这些，还是“圣君贤相”那一套，“圣君贤相”时间长了，注定行不通，但儒家不管。宋朝哲学家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话说得漂亮，但儒家永远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因为他们不可能在制度上（首先是学术准备上）作出任何突破性的尝试。儒家只是“向后看”，闹来闹去，比的就是谁最了解孔子（当然还有更前面的半神半人的黄帝、尧、舜、禹），谁最了解孔子说的这一句话、写的那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谁要是孔子肚子里的蛔虫谁就嬴，不然你就是“歪嘴和尚”，把孔子的真经念歪了。反正孔子他老人家也不在了，不再能出来做裁判，所以“蛔虫”与“歪嘴和尚”可以永远争论下去，让很多人有饭吃，增加许多就业机会。

看唐王朝后期及五代十国这一段历史，看到中青年全部当兵，妇幼老少则全部杀掉充作人肉军粮，几个野心家就这样打仗，而且一律打着儒家忠君爱民、吊民伐罪的旗号。不忍卒读之余，我就会有一个痴想，为什么那时没有人（当然主要靠儒家知识分子）能提出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原则，为什么不能政治协商，组织联合政府，为什么不能“天下为公”。

事实上，历史在向相反的方向演进，到了明朝，朱元璋连宰相也不要了，自古多少能抑制“君权”的“相权”也被连根拔掉，政治遂越发黑暗。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统一的大帝国，因此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管理经验值得总结；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朝代更迭频繁，所谓“历史循环论”，在管理体制上也自有难以超越的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