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助不感恩研究生退回3.7万元”，这是来源于《重庆晚报》6月19日的网上报道。查阅《重庆晚报》，报道是“‘北大研究生受助不感恩案’受助人返还资助者3.7万”，作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案件已有半年之久。

　　但我没有明白，这个案件为什么会被称为“受助不感恩案”。基本事实是，重庆万州区商人李富华2003年开始资助北京大学研究生段霖夏求学，至2005年2月，先后捐助3.7万元。2007年7月，李富华辗转得知段霖夏只在北大软件学院修完一门研究生课程，早已离开北大，并在重庆开办公司。李富华为此提出诉讼，要求段霖夏返还受助款。

　　这与感恩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人资助某人去读书，完成学业，获得资助的人没有去读书，而是离开了学校，不向资助人告知实情，继续以学生身份向资助人提出资助要求，并获得资助款项。这只能说是欺骗。在一个法制完备的社会里，这样的行为应当受到刑事追究；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这样的行为都应当受到道德谴责。

　　受到资助要感恩，这是受助人的道德义务，但并不因此而承担什么法律责任。这就是说，一个受资助的人是否感恩，只需要受自己的道德约束，并接受社会的道德评价。对于资助人来说，获得感恩并不是一个与资助行为打包的条件。感恩不感恩的问题，是一个纯粹的道德问题，不劳法律来帮忙。感恩基于内在的道德感，它属于思想的领域，因为思想是自由的，所以一个不感恩的人也无须承担法律后果，他只须承担道德后果。

　　道德后果之一种，就是一个被众所公认的无道德之人，会受到社会的道德谴责，并面临社会关系的各种变化。很难说这种压力是好还是不好，而只能说这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实。一个被社会认定为无道德而坚持己意的人，可能是道德变革的先锋，也可能是道德领域的无赖，总之是社会中的极少数乃至个别。一个仅仅涉及道德的行为，行为人仍然拥有各种法定权利，而不能对他实施“多数人的暴政”，道德上却会受到人们的评判，这无可避免。

　　法律很难解决感恩、道歉等内心问题。我们通常可以看到民事诉讼中有道歉条款并获得法律支持，实际上那只是完成一个道歉仪式，而并不追问道歉者内心是否真实产生歉意。真实的歉意和感恩产生于隐秘的内心，依赖于每个人内在的道德判断。

　　李富华诉段霖夏案，从法律上说，只是一个资助合同纠纷。从道德上说，段霖夏要付出的代价会大得多。他利用资助人的善良，私自改变了助学款项的用途，这是背信弃义。李富华并未要求感恩，而是要追究受助人违背资助合同的行为。即使在道德上，这件事也没有提出感恩问题，只是一个人是否要有基本的道德诚信，而不要利用别人的善举。

　　这个纠纷被媒体命名为“受助不感恩案”，在语言上混淆了法律和道德的界线。媒体之所以如此命名，大概与诉案出现之时人们都在热议“感恩”话题有关，因此，它可能是传播策略的结果。这种命名的不当，可能引起社会语义的混乱，那就是让人误认为感恩是一个与资助捆绑的内容，并能通过法律来解决感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