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平衡”是《蝶图腾》一书最重要的观念之一，中医的观点认为，人为什么会生病呢？是因为人体作为一个小宇宙，阴阳不再平衡了。那么如何治病呢？就是让失衡的阴阳重新回到平衡状态。中医是不讲什么病毒、什么细菌的。我看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大型纪录片《黄帝内经》，上面讲到非典的时候，按照西医的观点，医护人员为防止非典病毒，要穿上厚厚的像航空服的一样防护衣。但中医不这样认为，中医的医护人员不管什么非典病毒，他们只是调配中药喝下去，借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只要自身强大，就会“百毒不侵”。

以中医的观点来看一个组织，是同样的道理。一个组织的阴阳可以分成许多个方面，如文武、恩威、刚柔、攻守、虚实等等。某一个组织在某个阶段恩威不平衡了，恩不足，则员工离心；威不足，则员工自行其是。攻守不平衡了，攻不足，则组织因循守旧；守不足，则组织根基脆弱。文武不平衡了，文不足，则组织多盲动，多非理性的激情；武不足，则组织多儒弱，缺乏进取动力。首先要看到恩威、攻守、文武已经不平衡了这种大的格局症状，其次才是对症下药的具体策略。许多组织在变革调整的时候，会议室里整天讨论的只是具体方法，而对宏观面缺乏清晰的把握，没有战略地图的指引，没有方向感，没有时间上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脉络。我们都知道，西医治病见效快，中医治病见效慢。快与慢是一个时间概念。《蝶图腾》蝴蝶模型中“时”这一部分曾讲到时间在“道、法、术”三个层面可分别为“大战略时间、战略时间和战术时间”，西医多战术时间，中医多战略时间。许多组织发现问题以后，一般求治心切，不能在战略时间框架内进行规摹，而是在战术时间框架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越搞越糟，旧症未灭，新症又起，相互牵引，最终使局面不可收拾。白寿彝《中国通史》在分析明朝崇祯帝“急躁与褊狭的性格”这一节中说：

国事乱如麻，崇祯帝则求治心切，究竟先从哪儿下手呢？他的看法是，什么问题最突出先解决什么问题。在剪除逆党之后，农民起义（李自成）与清兵的威胁便是摆在他面前的两大问题。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提出要达到天下大治，必须注意培养元气，稳扎稳打。崇祯元年（1628），左副都御史杨鹤进言：国家“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崇祯帝在召见大学士成基命时，问他有何办法整肃纲纪。成基命认为，要理出头绪，骤然变更，只会越理越乱。崇祯帝却说：“慢则纠之以猛。”崇祯二年（1629），顺天知府刘宗周上疏，认为求治太急，不免于见小利而窥近功，劝崇祯帝以收拾人心为本，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崇祯帝又认为这是迂腐的空论。

崇祯帝的案例很典型，他梦想大明朝能够“中兴”，他的办法是西医疗法，哪儿疼得紧就先治哪儿。杨鹤、成基命、刘宗周的意见无非是要崇祯帝转到中医的路子上来，但崇祯帝认为太慢，时间上等不起，要“纠之以猛”，要快，但问题是明朝当时的局面已不太可能在战术时间内产生好的扭转。我研读历史不断发现，能不能在战略时间框架内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是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素质。

（节选自丁千城《蝶图腾》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