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精神高于宗教、主义和政治

——关于第三种忠诚的对话

丽川：听说《第三种忠诚》昨天（6月12日）已经在上海主流媒体《社会科学报》上部分刊登出来，还加了通栏大标题“对思想的忠诚”，同期还发了邓伟志和姜义华的文章。

阳子：是呀，有人看到“对思想的忠诚”通栏大标题及《第三种忠诚》，说这是“二十年来主流媒体在思想解放上的一次实际性的突破”，感觉问题切中当前中国学风文风的要害，而且是一个极佳的选点和切口，但很不过瘾。于是，建议组织一批有份量的文章连续推出，最好有多家媒体响应，借这个切口，把问题引向深入，使新一轮解放思想结出新的现实成果。《第三种忠诚》虽不是全文刊出，但关键的东西还是刊登出来了，实属难得。这张报纸是那场风波后全国唯一保留下来的社科主流报纸，有人认为其内容一直偏左，但我想至少自去年胡总“6·25讲话”提出坚定不移地进一步解放思想后，有了一些变化。

丽川：中国主流媒体能够让你文中引用的“刘宾雁先生”话及名字注销来，这是具有某种标志性意味的进步，一种国人普遍盼望有所改变的集体无意识的反映。经过三个世纪一百多年的努力奋斗，特别是最近30年克勤克俭的努力奋斗，中国消化吸纳的时代已经过去，整合创新正处于黎明时分！如今，考验中国文化人、知识人或学人和出版家、传播家眼光、智慧和普惠心的时候到了。

阳子：“黎明时分”，你说得太好了。当初我在为《国学大师丛书》写的总序《重写近代诸子春秋》中曾提出一个命题，即“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现在，我想中国诞生精神文化大家的条件已经成熟，“时代期待新思想的第一声叫喊”（马克思），只要新思想的第一道闪电划破长空，磅礴甘霖过后，新世纪的红日必将喷薄而出。

丽川：不过，我并不太乐观。按你文中表述，“第三种忠诚”应该是对思想所指导的身体力行（这应该是一个自觉不自觉甚至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如果一个人深信自己的思想，那他就会按此行动）。所以，“第三种忠诚”不等于“对思想的忠诚”。在中国，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人们说惯了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重新讲“忠诚”似乎是新东西了。这多少有一点悲哀。

阳子：这里可能存在一个对词性理解差异上带来的歧义问题。所谓第三种忠诚，是区别于刘宾雁先生曾经强调的人们对于“真知灼见”即的忠诚，亦即对于独立思想的某种结果、结论、主义、真理的忠诚。而第三种忠诚，指的是人们对于自己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本身的忠诚。那么，报社加的通栏标题“对思想的忠诚”，就要看读者是把其中的“思想”作动词性理解，还是当名词性理解。如果当名词性理解，那依然是指第二种忠诚。只有作动词性理解，才属于第三种忠诚的范畴。所谓忠诚，就是竭尽全力。至于“身体力行”，正是“忠诚”二字所表达结果，所以，无论第一种忠诚（忠于君和权）、第二种忠诚（忠于事和物），还是第三种忠诚（忠于精神和大写的人），都必须做到的。它们是相对于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嘴惠而实不至，及为了现实需要而曲意逢迎、牺牲原则或打折保留等等行为，在生活中习惯成自然的现象而言的。

丽川：那么，你觉得在中国这种情况改变了吗，还会持续下去吗？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啊。中国人太聪明了，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还要振振有词地说，玩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王顾左右而言他”、“实惠归拿牌坊照立”的把戏。要是仅仅是某些个体行为也就罢了，你就自个儿自欺欺人好了。可是，如果整个主流媒体和公开意识形态都如此话语（私下里当然不可能做这种傻事），姑且不说媒体和官职这种国家公器应当如何如何，但在社会文化心理上造成的结果，就势必会出现信任危机，乃至信仰危机。这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就是你文中最后说到的精神文化退化的问题。

阳子：你把为何要提出第三种忠诚的结症点了题。有朋友读了《第三种忠诚》后对我说：“你的话语一针见血，有理想敢承担的学者与年俱减：除了和政界、商界的权贵们一样本能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去满足作为一种自以为是的特殊生物体的欲望与快感……他们在学理、概念、理论体系、思想观念、精神文化创意上，走出了半步或坚守了什么没有？”另一位朋友则表现出一种“身在江湖，心不由己”的无奈，他说：“你的信及附录文化战略思考等文，我都读了。很受启发。当下中国知识人价值关怀的缺失，无力、无理、无气、无心，甚至无聊、无耻，已经成一大病症。你痛下针砭，好得很。而且你说的第三种忠诚，确实可以回应目前第二种忠诚不可一世的气焰。我身在体制中，说话不如你那样肯定明白。但是我心里是支持你的。”中国现在确实又到了重建精神的历史转折点上。

丽川：说到重建精神，就要关注承当精神文化载体的文化人、知识人或学人的状况。什么叫文化人？简单说，就对自己的言行有要求、有原则、有约定的人。孔子说：“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就是说，品德高尚的人只要过简朴、审慎的生活，就能够有助于造成和平、安宁的局面，有助于促进真正的世界文明。“笃恭”就是约定，“笃恭”的生活，就是今天人们说的简约主义，亦即对自己简单约定的忠诚。所谓“第三种忠诚”，表现在文化人或思想者的个体生活上，就是这种简约主义。简：简单要素；约：约定，与天、与地、与人、与上帝、与佛、与道、与自己、与心之约，如《圣经》是信徒与上帝（圣）的约定，比如所谓“十条诫定”（佛教也是这样），所以叫《旧约》和《新约》。约，也是约定俗成，俗，即惯习，约定俗成就是某种约定已经成为一种惯习，一种生活方式。简约，就是自己给自己几条简单生活要素，并约定不因外界的变化而改变这种自己认同、认定约定，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人认同、认定的生活方式。把简约放在其它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优先位置的理念、信仰和做法，就叫简约主义。主义，即是优先之意，亦即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孙中山说：“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笃恭者得以自恃的第三种忠诚的力量。正如不同的人或不同阶场域的人，有不同的幸福指数一样，每个场域的人都有自己认同的不同的简约主义。比如王元化一经给自己确立了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和人的尊严第一这些约定后，便始终笃恭其行。从而体现出一种忠诚的精神和美德。某种约定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后，人们可能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狂者行为，一是狷者行为。狂者总要做点什么，狷者总有一些事是绝对不会做的。孔子及其门生的学说可能由于其给统治者（过去即与臣、子、弟、妻相对的君、父、兄、夫）留下太多方便（生活空间），而没有给人民多少的公共空间（极其狭小），因而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但生逢春秋战国那样一个混乱时代，孔子自身的生活实践却给人们树立了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毅形象。他自己就说过，他宁愿与狂者或者狷者为伍，也不会与流俗混为一体（“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阳子：你把简约主义与第三种忠诚联系起来，这很有意思。而说到主义，就不能不稍稍回顾一下世纪世界和中国文化的走势。20世纪的人类囿闭于“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使得20世纪的世界文化成了一个走向大融合又大分化而险些毁掉自己的世纪。在中国，则表现为两种各执一端的历史虚无主义，这就是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前者完全否定了中国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工艺文化-精神文化）的现实价值，后者则完全拒斥西方文化（精神文化-工艺文化-物质文化）的现实价值，而所谓的“体用之争”只是这两种文化虚无主义的一种持续表现变体形式。然而人类，不管是在实然还是应然，抑或科学和价值意义上，人类又注定要互补共生和平发展，在这个以互联网、卫星电视、新技术革命以及跨国传媒、跨国经济为标志的全球化时代，在这个“去国家化”、“去区域化”即将成为人类新的生活方式的时代，在这个“由国家（官）本位向社会（公民）本位转化”的时代，一种既不同于农耕文明，又与工商文明大异其趣的生态文明，已然降临世界，只有在深广背景的意义天空下，我们才能说“对立就是互补，共生才能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文化激进主义者，他们那一代或几代人都葆有着一种无杂念的纯粹的平常心，保持着对自己独立精神和思想自由的忠诚。因此，当人们反思两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时候，也许这种反思的结果（多半为否定性的）不泛某些“真知灼见”，但却不能轻易否定不管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文化激进主义者们自身对于自己精神文化立场坚守。而面对这种反思思潮，今天的学界学人却没有跳出就事实而事实、就学理而学理的层面，其中还不乏“鹦鹉学舌讨赏钱”的现象。就是说，比如反思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形成的文化激进主义，学人们可以从20年代大革命一直推导到中国发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灾难根源，却忘记了反思的目的和意义，最后必须落实到当下社会生活方式运行的现实，忘记了反思者自己就是当下现实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最具体的活生生的自己唯一最可控制的部分。近年来，当中国学界学人婉惜老一辈大师级的学人一个个相继仙逝而追思不已的时候，忘记了这些大师级的历史人物正是那也许在今天看来是可批判甚至可咀咒的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结出的精神文化成果，忘记了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就是不管自己反思的结论是什么却始终忠于自己的反思精神，因而忘记了反思自己是否秉承到了这种文化成果和反思精神之万一，忘记了自己当下应当承当起点什么，期望点什么，笃行点什么。这种忘记，就是忠诚精神的丢失，就是文化精神本身的丢失，亦即“第三种忠诚”——思想者对于自己思想的身体力行的忠诚——的丢失。正如希伯来的上帝与他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之间“约”，精神独立是思想家跟自己立的一个“约”，是对思想自组织本身的极端忠诚。第三种忠诚，更重要的是精神，特别是人的尊严、智慧与良知。

丽川：我想你说的首先应当是哲学精神吧？我感觉重建中国精神文化，还是要对中国学界学人发起一场攻坚战。作为精神文化载体的文化人、知识人或学人的状况不改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精神。元化先生为了学人的尊严拒绝接受医生的抢救而提前仙逝，他是在以“唯精神”的力量召唤着这一攻坚战。 所谓攻坚战，当然不是针对肉体，而是心灵，是精神状态，是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就是“攻心战”，是扪心拷问自己，是不是具备了一个学人应当具备的“第三种忠诚”。正所谓“改变，从心开始”。

阳子：是的。精神独立，当然首先是哲学本身。哲学精神是一切精神文化的精华，是一切人间首创精神的源泉，是一切人类文明种子的种子。因而，哲学高于宗教、主义（宗教和主义在英语中的表达式是一样的即“-ism”）和政治。然而，世界上至今还有许多国家的哲学，尤其是那些“政教合一”或“准政教合一”的国家的哲学，至今要么依然是某个宗教、主义的婢女，要么是权力的姘妇，而未能独立起来。而精神的独立，哲学的独立，又有赖于一个国家是否出现一批崇尚高贵灵魂并身体力行的人。否则，说重建精神无异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丽川：这种崇尚高贵灵魂并身体力行的人，未必都是哲学家，但他们都是富有智慧、尊严和良知的人，即富有哲学精神的人。这让我想起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为何普遍推崇那些康德后来说的心怀“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希腊人。比如那位写下约束自己造福患者的《誓言》的作者名医希波克拉底，比如宁可付出生命也不会丢掉时刻主宰自己灵魂的原则而去践踏别人豆田的伟大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特别是在生命最后关头拒绝逃生机会而高贵地面对死亡的哲学泰斗苏格拉底，还有为了不曲意逢迎叙拉古国王而差点被卖为奴的《理想国》的作者与世界上最早的NGO组织“柏拉图学院”创办人柏拉图，他们都是在神与权力、荣誉与金钱面前葆有“第三种忠诚”这一美德的伟大哲人。

阳子：正因为古希腊出现了这样一批批出类拔萃的“精神贵族”，所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深情地指出：“这就是我们在哲学中以及在其它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的原因之一，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它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同样，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之所以被称为“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也是由于那些“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无不在精神上独立于神权与政权，超越于地位与金钱，从而完成了那个时代远远超越国界、超越民族、超越文化而具有人类性的精神重建。

2008年6月16-17日于上海-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