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何以长期存在

《皇帝的新装》是丹麦作家安徒生传世名剧，在我国也同样是家喻户晓，一个显而易见的骗局竟然令所有人都保持缄默，最终却被一个口无遮拦的孩子一语道破了天机。中国的历史文化与欧洲相比要久远得多，表现在文学上当然也更加深刻。《连城诀》在金庸武侠小说系列中并不显眼，但是内中揭示的社会现象却足以发人深省。其故事梗概是这样的，祖师爷发现三个弟子心术不正，于是在传授武艺的时候便有所保留；这三名弟子各个心怀鬼胎，由于在师傅那里吃过亏，于是在招收徒弟的时候便故意传授一些毫无实战意义的花拳秀腿，以致于在格斗当中连丝毫不会武术的人也打不过。

我国实行医疗改革以后，老百姓看病的成本可谓是直线上升，医院的收益极其可观，有不少医生也随之发家致富了。按照常理推论，我国最负盛名的北京协和医院的经济效益应该是最好，该院医生的收入也应该在同行业中名列前茅。不过这个猜想并不完全正确，协和医院至少在公元2005年以前处于一种典型的外强中干状态，虽然医院上缴的利税高达五亿元以上，但是普通医生的待遇却乏善可陈，住院医生的工资竟然只有区区2000元人民币。以下奉命删除一百字。

大约在公元2002年，潘太史曾经与协和医院的一名女护士有过交往，按理说她身边的优秀男士可谓多如牛毛，因此对于近乎舍近求远的做法表示不理解。根据她的陈述，协和医院的专家固然名利双收，但至少也要熬到主治医师以后才会有出头之日，而从住院医生开始算起，这个过程需要持续十年之久，也就是说直到他们四十岁的时候才能为自己攒够成家里业的资本。据说次前不久协和医院更换了一名院长，他上任后不久很想大幅度提高青年医生的待遇，不料却遭至其它八位老资格副院长的一致反对而未能如愿。这件事情在外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难道协和医院的领导个个都是活雷锋吗？

潘太史当年虽然不知道世上还有社会生态学这门学科，但是冷静观察、勤于思考的习惯或许是天性所致。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北京协和医院中京籍医生可谓是凤毛麟角，这是因为协和医科大学的录取分数极高，北京本地的考生很少能够如愿，而外地人进入协和以后，其首要目的就是争取留京并且留在协和，当媳妇的时候小心谨慎，生怕惹得婆婆不高兴而丢了饭碗；一旦也熬成了婆，便千方百计压制那些媳妇们，生怕他们比自己会少吃一点苦。与之相反，据说一家北京市属的小医院的院长在职工福利上做地略显不足，但是医生大多都是北京土著，结果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领导只得灰溜溜地走人了。

协和医院的这个反常现象在许多领域其实都很常见，例如在中学以及大学阶段的课程设置上便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尤其在哲学、马列、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假如将这些科目改为烹饪、家政、社交等等无疑要实用得多。潘太史认为，那些在思维方面具有天分人通过自学便可达到一定的水平，如果确有向学之心的话再去寻求深造的机会才不失为明智的治学之道。这个浅显的道理，相信当今执政诸公自然是了然与胸，尤其是全世界大概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都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呢？当今世界格局已经基本上摆脱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除了全国数十万名马列专业的从业人员出于自身既得利益的考虑需要坚持马列以外，按理说应该没有任何其他理由再让数以千万计的莘莘学子再去耗费青春了。但是这种理工式的直线思维方式恰恰忽略了《连城诀》以及协和医院领导们的那种龌龊的心态，而洞悉元规则下的潜规则正是社会生态学的一项重要使命。潘太史在《人生设计学中》揭示出这些社会现象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提醒人们要观察社会、保护自己，并不是为了改造社会，而这正是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本质分歧。潘太史自认为才疏学浅，最高的人生理想充其量只是独善其身，决无毛主席当年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

其实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国所独有，至少在日本也十分常见，由于战后左翼势力在教育系统一度颇占上风，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今日本的许多高等学府仍然居于统治地位，其中九州大学经济系在日本久负盛名，素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本营的美名。虽然日本自民党长期掌握国家政权，但是对于长期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也仍然是束手无策，至于日本的历届内阁总理大臣是否怀有《连城诀》中的那种心态，潘太史目前尚不清楚。

四，树欲静而风不止

获取一份稳定的职业是许多青年人的梦想，尤其对于那些信奉“先立业，后成家”的人来说则更是如此。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深化再深化，效率至上的原则已经在所有当权者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国有企业在人事制度方面和民营企业相比几乎并无差别，与普通职工签定的劳动合同通常为一年一签，部门经理或为三年一签。虽说公务员的工作较为稳定，但在法律上也并不没有终身雇佣的保障，只不过在劳动合同的订立上享受五年一签的待遇而已。据说在大连等地的某些日资企业中，资方为了对员工保持强大的生存压力以及规避有关法律的制约，劳动合同的订立竟然是每三个月一签。

进入声名显赫的跨国公司固然是不少年轻人的理想，但是这些国际超一流企业在人事制度方面无疑更具经验也更加注重效率。公元2004年，潘太史作为翻译随同某日本考察团拜会了IBM公司，其人事总监周晶女士直言不讳地说，她每年都要确保公司的离职率保持在10%；如果人事部不能完成这个指标就属于失职，必须在本部门内率先裁员。而且IBM要求人事部门时刻关注市场的风云变化以及公司内部的实际需求，积极参与各个业务部门的实际运做，以便为公司猎取到所需要的专业人才，促进新陈代谢。因此，在当今社会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就业问题显然是在秋行夏令，而在工作中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树立起“活到老，学到老”的人生观念才是当务之急，只要自身具备一定的实力就不必担心在社会上找不到安身立命的那一席之地。

由此可见，调换工作属于极其正常的社会现象，暂时下岗、失业恐怕也在所难免，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自己的职业还不太稳定而忧心冲冲；虽然现行的制度、法规对于一般劳动者来说不太有利，但是对于公民的经济活动也相对放松了控制，所以个人能力的重要性便会日益体现出来。为自己找到一位好东家固然不失为人生的一条出路，但是开发自身潜能的努力至少也同样重要。进入体制内看似乎非常稳定，但是为官老爷跑腿抬轿也同样存在风险，体制内规模的无限膨胀迟早会使整个社会无法承受而遭到彻底的清算，而且这个日子或许已经为期不远了。

潘太史通过亲身实践以及对社会的长期观察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一个人的经济收入除了正常的工资收入以外还出现了各种其他劳务收入以及非劳务收入，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非劳务收入的比重还会逐渐加大。例如某人的正式工作是在一所中学担任英文教师，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小学生源日益减少，此人在学校里每周只安排了六节课，只需占用三个半天即可，月薪则为2000元。这样的收入当然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他又在一所培训学校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月收入为1000元。三千元的收入在北京当然无法厕身于成功人士之列，不过这位英文老师还有寒暑假以及周末的闲暇时间可供利用。假如他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住房，只要每周六的上午招集五个学生在家中开办补习班，每人收费100元即可在一个上午获得500元的额外收入，一个月下来便是2000元，这样的话他的月收入便可以达到5000元。如果他还想更上一层楼的话，那么完全可以牺牲掉周末两天法定的休息日来换取8000元的授课收入，加上工资以及在培训学校的所得，其每月的实际收入便突破了10000元。假如这位老师还想赚取更多的钱，那么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再开设一个补习班便可以达到目的，年收入达到十八万元（税后）应该不成问题。

再比如某白领在三十岁的时候购置了房产，到三十五岁的时候手头又有了数十万元的积蓄，但同时在职场上也遇到了一些麻烦，而且身体状况也无法也开始显得大不如前，许多人不禁为前途担忧，深感困惑。潘太史认为这恰恰是当今社会的一种正常现象，在企业中享受高薪的代价便是承受压力并取得相应的业绩，但是随着企业竞争的日趋激烈，这个目前行业兴衰的周期也越来越短。潘太史与杭州海外旅游公司日本部的经理石海先生结识已经将近十五年了，该公司过去以接待日本的入境旅游团，一度业绩辉煌，但是最近五年来公司的主要利润则主要来自于出境业务。据石海先生转述，一位日本旅游界的资深人士曾对他说，导游、领队这个职业在日本也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其周期大约为四十年；而中国的日语导游其兴衰转换不过经历了短短的十年，这个速度的确有些令人瞠目结舌。

无独有偶，世界著名经营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先生认为公司经营也是以十年为期比较好。他在麦肯锡经营了十年，便有了江郎才尽的感觉。虽然他的预见也会有很多改变，但是能够全力以赴地不断开拓新业务，这个黄金期最多不会超过十年。当然作为经营顾问，其工作的主题和行业并不固定，所以永远也不会出现饱和，但是从咨询公司的经营管理这个角度上来看，还是应该以十年为期。麦肯锡公司在世界各地设立的事务所多达50家，通过观察就可以发现，如果某人担任所长的时间长达十年以上，便会锐气尽失、老于事故。大前先生在做了十年所长便升任麦肯锡日本分公司的总经理，而把东京事务所让给了接班人，他自己则前往大阪发展并设立了新的事务所。此后又担任了亚太地区的总经理，在汉城、台北相继设立了事务所，并且为在中国、马来西亚开设事务所做了准备工作，从澳大利亚到东盟诸国，足迹遍及太平洋各地。即便如此，这第二回合也没有能够超过十年。大前研一先生在麦肯锡公司效力二十三年后便正式退休，后来因在日本国东京都知事的竞选上遭受残败而一度消沉，不过很快又在其他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东山再起。

由此可见，树欲静而风不止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特点，一个人在经历了一、二十年的职场生涯的洗礼后除了应该具备一定的财产积蓄以外还应该具备多种生存能力，诸如风险投资、房产投资、理财、创业等等。总之，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优势会逐渐丧失而经验优势、智能优势则会日益发挥作用，劳务收入的下降或许不可避免，因此必须在非劳务方面有所收获才能使自己的人生立于不败之地。

其实，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意识到了现代社会的人才应该具备一专多能的特性。1966年5月6日，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副主席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呈送毛主席审阅。

主席在次日回信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以上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全部内容，一专多能的提法早在四十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性影响，“许多”五七干校只是简单地让城里分流或疏散的干部从事农副业生产，并没有在发挥个人专长的基础上再兼及其他，所以当年的尝试可以说是失败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知识的普及，潘太史认为现在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可谓是正当其时。既然就业的客观形势已然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么以变应变、主动求变就成为了人间正道，对于职场风云应该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任何消极坐等的想法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