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三按：此文为5月21日写就之旧文，写完即出差，忘记投稿，今发于此。

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她是一个善于汲取经验教训并能深以为鉴的民族。从《诗经》的“殷鉴不远”到孔子的“告往知来”，再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正是这一历史传统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的生存之道。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抗震救灾过程中，同样有些宝贵的经验值得珍惜，当然也有一些值得讨论和反思的问题。

自古及今，中国人从未有过类似“守护以色列的上帝不打盹也不睡觉”的“神佑观”，相反却本着“多难兴邦”的历史认知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时刻自我砥砺和不断奋发图强，是以能够愈挫弥坚、生生不息，千百次地印证着先贤李大钊所总结的一个规律性道理：中华民族是长江，是黄河，无论前面多么回环曲折和崎岖险阻，都会雄健地趟过！

毫无疑问，汶川地震虽然把“天府之国”刹那间变成了“人间炼狱”，但中华民族精神却在废墟上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并使世人看到了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支英勇顽强的军队，当然还有我们可亲可爱的人民：“知道哪里在组织志愿者吗？钱已捐了，献血我不够分量，现在只想前去扒人！”——这是一位身体纤弱的大姐在震后三天发给笔者的一则短信。凡是中国人，无不梦想着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而其最为深厚的动力，是离不开这几点的。

然而，面对众多“祖国的花朵儿”的集体凋萎，人们一直本着“大灾当前，救人为本”的理念而强压着心头“轰塌最严重的楼房为什么总是教学楼”的质疑和怒火。虽然建筑学家会给出理由说宽敞教室的建筑架构容易造成楼房倒塌，但并不能完全排除“豆腐渣工程”的可能。因此，彻查灾区校舍建筑问题以给人们一个说法是必须的。此外，为防患于未然，对全国范围内学校建筑进行一次安全评估，以及建立健全校舍建筑安全标准，也是非常必要的。

问题是，即使查出轰塌校舍是“豆腐渣工程”，对于相关责任人，有关官员“严惩不贷”以及部分网民“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情绪化表态也是不足取的。“严不严”和“杀不杀”的唯一尺度不应是情绪而应是法律。英国公共管理学家克里斯托弗•胡德在《论国家的艺术》一书中曾指出：“将责任归咎于一些倒霉的不受规程的操作者或管理者，会使我们看不清真正的罪魁祸首——整个体系。”事实上，“豆腐渣工程”之所以“屡治不改”，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治”对“法治”的漠视，进而为权钱交易和责任懈怠预留了空间。从长远来看，避免“人治”走向“法治”，建设成熟的法治社会，才是我们规避人为性灾难或自然灾难中人为性因素的唯一坦途。

法治只是公民社会的底线共识，成熟的公民社会还可以依靠自身发达的非政府组织（NGO）体系进行自我治理和公共服务。中国本次抗震救灾，各种慈善性NGO非常活跃，其他NGO则要么鸦雀无声，要么至多组织慈善捐款，而与抗震救灾相关的NGO在中国基本上还付诸阙如——日本抗震救灾的NGO所起作用几乎和政府等量齐观，至于大量的民间救援力量更多的是自发和临时组织起来的，甚至是表现为一种个体性行为。这说明，未来包括抗震救灾组织在内的各种NGO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是建设公民社会的一个有力生长点。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宗教属于个人生活领域的精神性NGO，面对重大灾难，可以在祈福哀悼等方面引导和疏解人们的精神压力。四川地震发生之后，港台地区的佛教、道教等宗教组织在聚集人们为罹难者做法事的时候，大陆的宗教组织却基本处于“不在场”的状态。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日虽然以国家仪式的形式部分地疏解了民众的心理压力和激励了民众的精神士气，但长时间内的精神疏导恐怕还需要一些宗教组织的“出场”。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新闻传媒和网络空间对中国广大乡村对本次地震灾难反映的报道和议论，基本上是一大片空白。这并不意味着乡村居民对此问题不关心和不想献爱心——笔者在乡村小学四年级读书的外甥就打来电话告诉笔者说：他在焦急地等待着捐款，可不知道往哪里捐！看来，突破“城乡分治”式的“一国两制”，仍然是中国建成一个成熟公民社会的紧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