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转引于BBS 水木清华站，作者徐明------大音稀音

据说，大跃进运动中名噪一时的河南省省长、后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
信阳事件」批判会议上承认：「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1958
年风云一时的吴芝圃，曾提出「跃进的哲学」，是当时的「左王」，受到毛主席特别欣赏。但大跃进失败
以后至今天，他一直受到河南人民的唾骂。


一　 1957 年反右倾、水利化开河南大跃进先河

　　1957 年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持制订《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
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通过并发出。然而， 8月的省五次全会上，
省长吴芝圃突然指责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批判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的
政策和粮食问题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省全会决定停止执行「宣传要点」，
并收回不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教运动，批
判党内右倾思想和农村资本主义思想。自此，以吴为代表的极左思想在河南占据主导
地位，吴也把持了河南的党政领导权。实际上，河南省委内斗争由来已久， 50 年代
初，潘、吴在平原省、河南省合并的人事问题上就有分歧。 1957年春，临汝县有人
不同意农业合作化的办法，出现「闹社问题」，吴命令县委逮捕反对者，后来潘复生
从北京开会回来，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临汝闹社是人民内部矛盾」，吴才放人。
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冲突，进一步扩大原有的宗派矛盾和观念分歧。

1957年秋天吴芝圃的胜出，在政治上为他的大跃进扫清了道路。

　　吴芝圃曾指出：「河南的大跃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又是先从…
…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这的确是实际情况。

　　1957 年 10 月，河南省召开水利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水利会议精神。会后
吴芝圃召开座谈会，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中共中央书记、副总理谭震林亲
自赴会讲话。 11-12月，省党代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吴芝圃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
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
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谭震林再次赴会讲话。 12 月 7 日，中央
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情况演示文稿》，称全省 1,500 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
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 991 万人，农村出现了
大跃进局面。于是， 1958 年元旦刚过，河南省、地、巿、县领导、农林水负责人开会，
吴芝圃组织讨论 1958 年农业大跃进，提出全省改种水稻 700 万亩，灌溉面积增
加到3,000 万亩的高指针。很快地，卫生大跃进、工交大跃进的号召以及有关的
指示、倡议一个接一个出台。元月底，吴芝圃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中央南宁
会议精神,决定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
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据吴芝圃说，投入 1958 年苦战水利的人有 1,500 万， 1957 年 10 月至
1958 年 6 月，「共完成土、石方八十八亿公方，蓄水能力二百六十二亿公方……
灌溉面积，共达到一亿二千五百四十六万亩」；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四十
八条巴拿马运河」。实际上， 1957 年度（1956 年 10 月至 1957 年 9 月）全
省的正常水利建设只能完成 2,909 万土石方，后来持续跃进的 1960 年度（ 1959 年
1 0 月至 1960 年 9 月），也只完成 1.34 亿立方米土石方。 80 年代末，河南
的蓄水能力只有 150 亿立方米，到现在全省灌溉面积也只有 5,000 万亩，不到
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全省地方资金大量投入水利建设， 1958 年度是 1.6 亿元，
1959 年度是 2.1 亿元（同期中央投入 2.75 亿元），至于群众投劳折资、集体
投入的资金物力就无从计算了。

　　1958 年同时有 9 个大型水库施工，设计库容总和达到 600 亿立方米（其中
7个省办大型水库库容达 46 亿立方米），库区主要在河南境内的丹江口水库，
投入河南民工三万人。 1959 年，同时施工的大型水库已达 11 个，加上几十个
中型水库，资金和劳力远远超过河南当时（乃至今日）的实力。所有工程均边设
计边施工，保质保量的作风完全被败坏；昭平台、鸭河口工程居然只有一年工期，
这些水库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 60 年代后期或 70 年代才得以竣工。
此外，河南大跃进期间还修了共产主义渠（ 1957 年 11 月至 1958 年 7 月），
宣传可灌溉 1,000 万亩农田，但实际只能灌溉 12 万亩，后又全部报废。兰考—商
丘修三义寨人民跃进渠（ 1958 年 3 月至 1958 年 8 月），计划利用黄河故道
蓄水 40 亿立方米，也未达到目的。 1959 年 11 月，位于郑州黄河上的花园口
枢纽动工，13 万民工上阵，此项工程虽在 1960年初竣工，但因规划设计失误，
不得不炸掉大坝。类似渠系工程还有封丘红旗渠、引沁济蟒渠，均未收到应有效
益。由于强行突击达到灌溉面积指针，河南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田地严重次生
盐碱化， 1961 年盐碱化面积达 519.88 万亩，严重破坏农业生态。 1958-1959
年，河南平原地区还大肆开挖人工运河，企图把海河、淮河、汉江与黄河串联起来
；此外又大搞「长藤结瓜」灌溉体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谓「一块地对
一块天」。可是在瞎指挥和行政命令之下，经常是图纸未出，大样未放，民工已
挥锹破土。为了一两年实现水利化，河南竭尽了人力、财力，然而在继而到来的
大旱灾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没有发挥效益。


二　河南的高指针与「放卫星」

　　毛泽东在 1958 年 3 月 8 日至 26日的成都会议上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吴
芝圃，对高指针和大跃进起着关键的作用。吴代表河南参加成都会议，提出完成
前述指针的时间，比元月时的省委决定再大大提前。他对毛承诺，河南一年就能
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 毛在 3 月 20 日说：「河南
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引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
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
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
」又说一年内实现四化，「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
会议过程中，毛讲到：「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河南的水利全国
第一，达 4,800 万亩」。被毛肯定的数字，已是 1957 年实际指针的 2.4 倍。


　　4 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芝圃部署全省大跃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
275-300 亿公斤，三年实现水利化，农村要并社、并村、牲畜并槽喂养。后来吴
芝圃在检讨书中透露，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曾半开玩笑地对吴说：「你是马列主义，
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河南一年实现四化，不惟不可能，即使实现了，其后果
也不堪设想」。但无论如何，毛与吴芝圃在当时也想象不到，大跃进在河南造成
的「不堪设想」的后果究竟是甚么。

　　6 月 8 日，《河南日报》报导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 2,105 斤， 11 日
又报导该社亩产小麦 3,530 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高产卫星」。 6 月 13 日，
河南省委宣布夏粮总产已达到 103 亿公斤（实际只有 50 亿公斤）。接着，西峡
县先锋社的 6,49 4 斤、西平县和平社的 7,320 斤、跃进社的 7,201 斤、邓县
岁营社 6,541 斤，「卫星」相继见报。到秋季水稻收获，信阳鸡公山公社亩产
4 8,925 斤、光山县钢铁公社 31,302 斤、商城县跃进公社 30,009 斤的「卫星
」也「上了天」。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而此时，农民在
干部的威逼下，正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
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到 10 月，吴芝圃宣称有亩产小麦 7,300 斤、芝麻 5,600
斤，单产增长 70 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
「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他引用毛泽东 1955 年合作化时
的一段按语，说毛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
的事实了」。不合实际的高估产导致秋季大丰收的「跃进计划」，但更为严重的
是，河南开始向农民高指针征购粮食。 1 958 年全国粮食征购比 1957 年增长
22.23% ，河南则增加了 55% ，达到75.43 亿斤！同时还外调 14.78 亿斤，而
豫南即信阳等地区，征购竟增加 75% 以上。


三　人民公社的太阳从河南升起

　　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吴芝圃迅速贯彻这一精神，马上在豫南寻觅试点。 4 月 20 日，河南遂平县山查
岈山红卫社率先由 27 个小合作社、 9,369户合并成一个大社。接着平舆县也办
了一个。平心而论，河南农村出现新的基层组织并不是偶然的，水利化热潮、地
方和农村工业发展、登封县农业大学的出现，都促使上下思考这个问题。激进的
共产党人致力找寻既能促进经济跃进又能实现社会革命的全新社会组织形式，吴
芝圃是省委里最热心探讨这个问题的人。他后来概括说：「由于工农业生产力的
大跃进，农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公社「不但解
决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且可以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把农村经
济引向繁荣，更加便利于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好条件」。刘少奇曾经回忆，
1958 年 4 月在自穗返京的火车上，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个人「吹半工
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火车
到郑州，刘在车站与前来接送的吴芝圃谈了十来分钟，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
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吴的热情很高，说大社都有了，只是还不叫公社。得
到中央领导的理论点拨，吴芝圃在河南雄心勃勃地开始共产主义的大试验。信阳
地区小麦「高产卫星」正是向小社并大社热潮奉献的第一件礼物。 5- 6 月，遂
平、平舆的合作社都并成大社； 7 月中旬，并社在豫南地区迅速铺开。

　　6 月底 7 月初，华北六省巿农业协作会议在农业跃进中心的郑州召开，重点
交流河南出现的小社并大社的经验成绩。主管农业的谭震林肯定了吴芝圃的试验，
把山查岈山卫星大社叫作「共产主义公社」。吴在会后抓紧部署，全省掀起并社
热潮， 8 月 13 日省委汇报已完成计划的52.42% 。新乡地区的修武一县一社，
有农户 29,193 户。当时，地方大办工业，兴起土法制造滚珠轴承，全民以此为
中心搞农具改革运动。商邱地区投入人员达 100 万，「户户是工厂，家家叮铛响
」。种薯与土地深翻是另一个热点，河南省在长葛县召开红薯生产现场会，要求
全省种薯 2,500 万亩，深翻土地 1.5 尺，每亩施肥 3-5 万斤。 7 月 27 日，
农业部在长葛召开全国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现场会。吴吹嘘全省深翻土地 8,000 万
亩，每亩施肥 5 万斤。 7-9 月，每天有 3,000 人参观山查岈山，而参加各种各
样现场会的人更是川流不息。 8 月底，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全
省原有的 38 ,473 个农业社已合并成 1,355 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 7,200 户
，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 95% 。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
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
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

　　河南农村大跃进热潮深深感染了毛泽东，他在 8 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到河南
修武的一县一社，说：「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
量就不同了。」并要求把山查岈山公社的章程在《红旗》杂志注销来，「要好好
吹一下，一个省找十个人吹。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
来」。毛泽东后来在庐山会议（ 1959 年 7 月 23 日）承认自己之所以受大跃进
热潮感染，是因为去了河南调查：「叫河南同志跟《红旗》杂志合作，搞了一个
卫星公社的章程，我得了那个东西，如获至宝。你说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
一点……。」原来，毛在吴的陪同下，在 8 月上旬就巡视了河南。 8 月 6 日到
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视察社办工业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点头说：「人民公
社，名字好。」并转头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
好了」；「有这样一个公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公社」。次日，毛泽东到襄城县
视察烟地与谷地，顺路又看了深翻土地出名的长葛县五四社的玉米。 8 月 8 日，
他又到商邱县中华社看了红薯与水稻的长势（这里后来改名双八公社以作纪念）。

　　吴芝圃为北戴河会议准备了最实际、最宝贵的素材。北戴河会议的第一天，
山查岈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就与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一并发
到与会人士手中。 9 月 1 日、 4 日，《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
山查岈山公社简章，这是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最早的章程。 1958 年是吴最行
时的一年，他宣称：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河南四年实现共产主义。他
在修武实验，以县为单位搞全民所有制，农村牲口饲养室点灯用油都需到县里去
领。由于河南农民劳力大量转移到水利工地，进入城镇地方工业企业，后来又炼
焦炼钢，劳力十分缺乏，妇女大批走向第一线，公社办起食堂、幼儿园，称「家
务劳动社会化」。人们在惶惑中憧憬着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吴芝圃不失时机地在
《中国青年》 9 月号上发表文章〈论人民公社〉，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
，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
9 月 27 日，刘少奇证实：河南已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
大家都赞成。


四　大跃进深化河南「反右倾」

　　吴芝圃批潘复生的右倾，促使河南大跃进的到来；反过来，大跃进又加速了
对右倾的清算。在 5 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
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巿、自治区发生分裂、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
是右倾机会主义。

　　毛把潘与文艺界的丁玲、广东的古大存、广西的陈再励并提，同时也谈到
「潘复生犯了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复
生、古大存、冯白驹，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义的，不处理也对
」；「潘复生是好人犯错误」；「有的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
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复生等，你说他
们在农村没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但是，毛泽东还是把潘与其它人区分开
来，「潘复生同志不同于其它几个省……，他不是闹分裂。他的缺点可以批判，
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八大二次会议外，吴芝圃向总书记邓小平汇报
了河南党内斗争，邓支持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吴进而准备了〈右倾机会
主义是当前河南党内主要危险〉发言稿，强烈要求清洗潘，同时把住院的潘拉到
会上，让光荣地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河南省常委批斗。八大二次会议还未结束，
中央就发出通知，吴任省委第一书记，免去潘复生职务。会后，吴从北京把潘揪
回了河南批斗。

　　吴芝圃在「放卫星」的欢呼声中召开了河南省第九次全会，传达中央书记处
的意见，集中揭发批判潘复生、杨、王廷栋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出《关于彻
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
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复斗争……。」会后全省掀起批
斗潘、杨、王的群众运动，省报发表批斗「潘、杨、王」的消息，写了社论。结
果，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复生」 20 万之多，其中厅局级干部 18 名，洛阳的
王慧智曾被斗得神经失常。当时赵文甫书记总结说，批潘的大字报已达十几亿张。


　　通过 7-9 月在经济、政治上的苦斗，吴芝圃已取得瞩目的进展，《河南日报
》10 月 19 日发表吴的署名文章〈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吴回顾了河南跃
进的历程，批判右倾份子的「生产悲观论」，认为河南人抓住这个对立面，通过
四大，「兴无灭资，大破大立，拔白旗，插红旗，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彻底粉
碎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谬论」。他吹嘘令人瞠目的成绩，剖析跃进的发生机理。
在生造的思辩气氛下，大跃进的观念被吴芝圃升华到思想领域，他庸俗地认为，
精神的解放转化为经济的跃进；而以高指针、高速度标志的经济大跃进实践和毛
泽东的哲学著作，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跃进。吴芝圃提出：「只要
有决心，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1958 年「做到了『人定胜天』的地步」。他从
理论上诠释了风行一时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用伪哲学、伪科学为浮
夸风正名。文末，他欢呼「哲学跃进的钟声响了，行将见哲学的花朵开遍大地」。
河南果然掀起农民学哲学的高潮，同时，基本实现「无文盲省」，全省兴办红专
学校 3.5 万所，「已有」高等学校 71 所。

　　12 月下旬，吴主持省党代会，高度肯定河南公社化运动与大跃进，并作出
《关于潘复生、杨、王廷栋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

　　1959 年 8-9 月，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后，吴召集省委第十四次全会，再次
批判省直、地巿委一批干部右倾，把反「潘、杨、王」斗争推到顶点，继续打下
去一批干部，从而浮夸也走到极端。 1959 年麦收前，吴用半个月跑了 32 个县，
一路叫下面虚报产量；回到郑州发表长篇讲话，确定夏征任务，结果许多地方粮
库透底。吴在 1961 年 1 月的检讨中承认：「不但没有接受 1959 年的教训把浮
夸风压下去，而且在传达庐山会议的精神以后，浮夸风又变本加厉了。」当时，
吴把荒年吹成丰年，估产粮食 200 亿公斤（高估一倍），以此安排生产、生活，
以及粮食征购和基本建设，维持跃进假象。

　　伴随 1958 年反右倾，除了「一年水利化」、「一年上纲过长江」、「一年
实现四无」、「一年绿化全省」和一个月全省公社化之外，还有全民大办钢铁。
1958 年 3 月 18 日，河南就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提出
「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 7 月会议再次要求：全省年产钢 30 万吨，铁
150.9 万吨； 9 月河南第十次全会，传达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研讨高速度发
展钢铁，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实现翻番。 9 月
12 日，省报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 15 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
以上的县有 8 个，禹县高达 4,396 吨。 17 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
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 1.8 万吨，放了「卫星」。 10 月上旬，省委召
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称，
全省有 577 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 22 万余座。 10 月 11 日冶金部在
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炒钢法。顿时，河南成了大跃
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到 11 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前夕问新乡地区
有多少人参加炼钢，答曰 120 万（其中 40% 是女人），占总人口八分之一的人
投入炼钢，毛不无嘲弄地问有多少是铁，有多少是铁渣。新乡只是一个典型，安
阳、洛阳、许昌、南阳、信阳等地，大量农民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
地里无人收，资金、原料白白耗费，工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农民的体力、精
力耗尽，太行、伏牛、熊耳山和大别山区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滥伐……而吴芝圃的
功劳簿每加记一笔，河南农民就向更深的苦难迈近一步。


五　从「共产风」到大饥荒

　　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刮起了一场中共称为的「共产风」。省委的报告
坦陈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
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吴芝圃说，公社「不但普
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它财
产自动交给公家」。山查岈山公社白手起家建立牛场、万猪场、万鸡山，集全社
各村庄的人员、树木、砖瓦，建设 305 间畜舍，从农家牵去 192 头牛、赶走 89
头猪和 2,700 只鸡，即大功告成。主管工业的薄一波将之概括成「见钱就要，见
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则向毛报告， 1958 年冬天，
从百姓手中收取的财物折款达 30 亿元，而首当其冲的河南会是多少呢？即便是
每个农民 10 元，就会是四亿多；计算人工，仅是新乡地区120 万人炼铁百日，就
将耗去 1.2 亿个工日；三年劳而无功的水利建设消耗的也许是数十亿个工日。
1959 年初毛在郑州会议上承认与农民关系「有点紧张」，并向河南四个地委负责
人承认，河南的穷富拉平是掠夺、是抢劫。 1 958 年全省生产、积累、税收占
70% ，农民只分 30% ，猪羊鸡鸭归公社，大、萝卜、白菜也归公社。吴在 1961 年
1 月检查，说省委提倡刮共产风，「如大办水利，大搞非生产性建设，全民办交
通，全民办电等花用的劳动力和资财，十之八九都还是靠一平二调才办起来」。
共产风以空前的规模集中了生产资料，而且进一步剥夺、集中了农民手中仅存的
生活资料。公共食堂的建立，一度使某些人误以为进入了乌托邦的天堂，而恰恰
是集中管理农民的口粮，打碎了农民自己的饭碗，使接踵而至的粮食危机给予河
南毁灭性打击。

　　农村的风刮到城里，城巿也纷纷建立公社、大兴基建、大办工业。 1958 年
全省基建投入 16.04 亿元（是年财政收入仅 14.16 亿元），吴芝圃统计：「截
至八月底，全省新建和扩建各种厂矿三十七万八千多个。」该年全省增加全民所
有制职工 129 万人，职工总数超过 1957 年一倍多。城巿经济急剧膨胀，比例严
重失调，加剧了粮食紧张。城巿的共产风也将巿民的私人房产收归国有。

　　从反右倾斗争不断深化来看，可以想见吴芝圃一直面对着阻力。 1958 年，
因为与农民的关系紧张，一些地方干部与群众有意见，省委干部也有微词。一次
会上，吴芝圃吹起他的理想和计划，同僚和者甚寡，仅毛泽东冷清清地鼓掌。但
在不久之后的两次郑州会议上，毛一度态度变化，希望调整和农民的关系。吴芝
圃不识时务，仍津津乐道于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不料，多次赞赏他的毛泽东
也不满起来，毛在郑州会议上对吴与王任重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会后，一行路经遂平、信阳到武汉，毛
居然说：「你们当左派，我右倾。」在武昌会议上，毛继续发挥：「水利任务，今
冬明春全国要搞 1,900 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
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或者十分之一。」毛甚至要求整顿公社四个月，
有十分之一搞好就算成功。「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跑了。
我也会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就不会垮？」但吴
芝圃显然无法理解毛的纵横捭阖，他跟不上领袖的变化节奏。

　　1959 年 4 月，河南讨论中共中央「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方
针，对 1959 年计划指针进行调整，钢由 80 万吨调为 22 万吨，生铁由 150 万
吨调为80 万吨，粮食由 500 亿公斤调整为 325 亿公斤，基建投资由 18.6 亿元
调整为 13.6亿元。可是调整后的指针依然高不可攀，结果年终落实产量，钢只有
5.14 万吨，生铁 69 万吨，粮食只有 97 亿公斤。基建投资竟然仍按原计划，
强行完成 18 亿。但是吴芝圃并不正视 1959 年的实情，在 12 月中下旬的计划
会议上，要求 1960 年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持续跃进，工农业总产值比 1959 年
增长 55.7% ，粮食 270 亿公斤，钢铁达到 150 万吨。持续几年的左倾蛮干，河
南工农业、城乡供需关系、财政金融、人民生活日趋紧张，农村问题已非常严重。
可是，吴芝圃仍然要维护大跃进这色彩斑烂的气球。 1960 年 2 月 4 日至 19 日，
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 1960 年的持续
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
河南大跃进至此达至顶点。

　　为挽救生产，地方干部和群众在 1959 年尝试「包产到户」，甚至得到耿起昌
、王慧智这些地委书记支持。秋后的反右倾沉重打击这些苗头，河南省委向中央报告
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典型，将包产视为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9-1960 年河南连续大旱灾，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造成的灾祸终于彻底
败露。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官方公布数字， 1959 年农业产值 35.55 亿元，比
1958 年下降 8.9% ，粮食总产 97.45 亿公斤，下降 22.9% ； 1960 年农业产
值再下降 11% ，粮食产量仅有 88.69 亿公斤。画饼不能充饥，河南城乡民众陷
入饥饿中。由于高指针、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
民几无糊口存粮。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后来统计，
全省牲口死亡 74 万头）。信阳地委报告， 1959-1960 年冬春，正阳县死人 8 万，
息县死人 10 万，新蔡县死人 10 万，恰恰是山查岈山公社死亡 4,000 人，占其
总人口的 10% ，有的队的死亡率达 30% 。深知这些情况的吴芝圃，竟对中央谎称
只有 5% 的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甚至高征购不退，仍维持征购
72.58 亿斤。按官方统计数字，当时农民人均只有 250 斤原粮。实际上，由于大
办地方工、副业，大办公共食堂，饲养场集中饲料，高产密植消耗大量种子，导致
所剩口粮不多，也不在农民个人手中，所以一到 1960 年入春，公共食堂一一断
粮。吴芝圃在 1962 年 1 月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 58 、 59 年粮食产量，
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
…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 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
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没有检讨他当时居然还坚持外调粮食 8 亿斤。与此同时，
吴也迫使干部讲假话，对讲真话的人施予残酷打击，搞所谓扫「暮气」，直至将
之定为右倾份子、「阶级异己份子」关押起来。

　　严峻的局面已经出现，但 1960 年《河南日报》元旦社论〈开门红春意浓〉
仍坚持全面跃进；两次郑州会议上已对高指针有所异议，谭震林与吴芝圃还继续
搞亩产双千斤试验；信阳地区正在饿死人，但在毛视察河南城乡时，吴芝圃却隐
瞒不报。这年 2 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慌张地告诉吴芝圃发生死人问题，吴却
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 4 月 15 日，吴芝圃荣耀地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芬兰共产
党党代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吴不主张处分他，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
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死人的事不断扩大，密县、黄泛区、郸城、
永城、虞城等县因饥荒、疾病相继出现死人事件。农民三餐在公共食堂喝稀汤，
有人深夜偷偷煮野菜饭充饥，有人连锅也没有，早被砸了炼钢；但是，偷藏、偷吃
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那些极左的乡村干部抓起来批斗、吊打，被说成是坏份子
、是地富反坏。信阳地区打人成风，向农民、干部逼粮，全区竟逮捕了 1,774 人，
拘留 10,720 人（ 1959 年 11 月至 1960 年 7 月）。据凯恩（ Penny Kane ）统计，
1952-1957 年河南人均产粮 257公斤，但 1960 年下降到只有 145 公斤，是当
时各省中最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有靠剥取树皮、挖掘草根白垩土充饥，
城巿群众也以代食品——豆饼、米糠、树叶、绿藻果腹。省政府 10 月发出调整
城乡口粮的规定，并急忙向四川调粮，但粮食大省四川这时也已无粮可调，遂向
东北、广东借粮。但整个 1960 年，河南仅仅调入 9,200 万斤毛粮，人均不到两
斤。种种努力已来不及遏止饥馑的蔓延，浮肿病大量发生，因饥饿病死的人数迅速
增加。共产风与浮夸风摧毁了农业生产力， 1960 年粮食产量跌至 177.38 亿斤，
1961 年更跌至谷底，只有 136.85 亿斤。经过几年的调整、恢复，直至 1965年
，河南粮食产量才回升到大跃进前的水平。吴芝圃的浮夸、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使
河南人民则付出了生命的惨重代价。

　　现将大跃进前后河南粮食的统计数据罗列如下：

　　从表中可见， 1958 、 1959 年是征购最多、唯独调出的两年。

　　「民以食为天」，究竟河南在 1959-1961 年的大饥荒中死了多少人？这至今仍
是一个谜。文革运动中，群众批判吴芝圃，有说死了 300 万，有说 200 万。按官方
公布的人口数字推算，这三年的死亡人数约 315 万（其中 1960 年约 190 万），少
出生人口两百多万（其中 1960 年约 100 万）；按 1954-1958 年的平均死亡率保
守地估计，多死亡了两百多万人；人口死亡率最高的是 1960 年，为 39.6 ，而增
长率最低的也是 1960 年，为 -25.59 ，居全国之首。信阳地区饿死近一百万人。
直到 80 年代中期，大别山区一些县的人口总数也未恢复到半世纪前的水平。

　　由表 2 可见，河南的出生率、死亡率受大饥荒影响很大，凯恩的著作也说明
了这点。但十分荒谬的是，在吴芝圃的授意下，信阳地委的报告居然把大量饿死、
病死人的问题归咎于政治斗争，说是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破坏，其性质是「反
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的不彻底」。 1961 年 1 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和中央写
的检查中不得不承认，「信阳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
人寰的程度」；错误原因却是自己对「阶级敌人、蜕化份子失去警惕」，使「阶级
敌人很久没有受到打击……」，自己「除了在执行政策、工作作风上有严重错误外，
主要是思想方法上唯心观点和思想意识上个人主义在作怪」，「惟恐怕损伤了三
面红旗…… 」。让人不解的是，中共中央在 1961年元旦却批转了信阳地委的报告，
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都应照此执行，迅速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复辟势
力，反掉五风。中央批示反而助长了河南整风整社中的左倾错误，整风整社不去
纠正省委犯下的左倾错误，而是再次打击基层干部，搞扩大化，一大批县级、公
社级干部被关押；整风也严重打击了早已被剥夺了土地与其它生产资料的原地主、
富农份子和他们的子弟。

　　当然，河南大跃进的大失误、大失败，生产大倒退，非正常死亡两百多万人，
是无法靠斗争干部和地主来解决的。 1961 年元月，吴芝圃代表省委开始检查大跃
进以来所犯的左倾蛮干错误。 2 月，中共中央调广东省书记文敏生任河南常务书
记，调湖北省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 7 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
建勋任河南第一书记，吴改任第二书记。刘建勋开始了所谓「救灾书记」的第一
步。 1962 年 4 月，免去吴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同时，省委作
出《关于潘复生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

　　吴芝圃的共产主义实验，终以牺牲数百万人的生命、折损河南工农业元气而
结束，他自己也成了大跃进的政治失败者。但吴芝圃平安离开了河南政坛，他没能
听见人们的痛骂，也没想到河南人在文化革命中把他的极左思想当作「走资派」
来批判。 作为特定时代政治文化的典型，吴芝圃给二十世纪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影
响与教训，值得今天的国人沉痛反省。

* 本文部分资料由河南省直部门有关人士和「文化革命」史料收藏者武彩霞提供，
而部分史实则是向有关当事人采访获得，在此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