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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需要寻找新的智慧引领向前
——如何面对当今世界政治价值的纪元性转型?
钱 宏
题记: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由于地球环境恶化、核军备竞赛、“超限战”、中苏印内部改革等重大国际战略因素强烈而明确地昭示了人类“单边独秀”的两大极限——“增长的极限”和“对抗的极限”,从而促使世界各国逐渐意识到追求“单边独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最近三十年来,人类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在和解、合作、共赢的前提下,都对彼此的繁荣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然而,随着亚洲的崛起,中国、美国、俄国、欧盟、印度等大国之间,合作的必要性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同时存在;尤其是,当大国可能谋求自身利益和权力的优势,而面对小国挑衅国际和平表现出“不一致”时,爆发致命冲突的可能性,就将远远大于积极合作的现实性。今年是俄国新总统上任,美国总统大选之年,无论是已经搭建好新的俄国政治构架的梅德维杰夫和普京,还是奥巴马或麦凯恩当选美国这个大国的总统,他们都必须正视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与大国合作的必要性,才能避免人类性悲剧的重演。诚然,最近“朝核危机”出现了积极转机,这是联合国“大国一致原则”与人类“和解共生、合作共生、和谐共生”理念的典范性转机——这回,中、美、俄都从历史中汲取了教训,没有一方从中谋求自身的特殊权力和利益。
也许,人类需要从更加古老的历史背景中寻找智慧的镜鉴?!
抱着这样的心态,去年我就答应要为寒川子穷五年之功,新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战国纵横》专门写点东西,我脑子里一直在考虑的,是这部宏篇巨著对于当今世界和时代的现实意义问题。因为,中国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巨人与英雄辈出的时代,史称诸子百家的时代。因为当时的华夏天下,面临何去何从的世纪转折……而且,那些巨人和英雄们多以天下为己任,他们关心的是天下,而非一个国家的兴衰。当时华夏人观念中的天下,与今日的世界,虽然区域、范围有别,本质上却何其相似乃尔。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为何最后竟走向了以强秦灭列国的专制帝国之路呢?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人类成长史上的一个重大悲剧。值得今天身临全球化与生态文明之际的人类再次反思。
寒川子曾坦言,说我的“和解共生善待他者”八个字,使他的小说获得了“寻找了五年才找到的灵魂”。其实,我也照样从读他的《战国纵横》和他的交流中进一步明晰了当代国际政治价值思维向度的变革有何等重要。小说《战国纵横》的伟大悲剧意义,在于其提供了国际政治多边主义失败的重大历史案例,在于其揭示了中国历史何以在公元前三四世纪前后,一步步由多国共存共生格局走上了强权专制的大一统,而当今世界,绝对不能重复古代中国这种农耕文明时代的权威主义、单边主义的老路。
如果说这一结论,目前还只能说是“观念地解决了”,那么,要使之成为现实的解决,我们还有太长的路要走。这促使我下了一个决心,从现在开始,我必须务虚(理论)与务实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所以,我决心直接投入将小说《战国纵横》变成电视、电影《战国纵横》的具体运筹实行之中。
为使电视连续剧《战国纵横》保质按时完成,我们还将要争取“多国联合拍摄”的形式来组织资源。我坚信,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发酵《战国纵横》现实意义,使之得到最好最有效传播的方式。我相信,首倡“多边主义”的欧盟成员国,很容易理解《战国纵横》写作主旨的当代价值,到时我们可以也有条件直接请欧盟主席直接关注,把合拍该片当作“加强欧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俄罗斯联邦及其“独立国家联合体”与欧盟的情况正好相反,而殊途同归,他们是从一个大一统的政治实体分化重组而来,还有形式上的“帝国”实际上的“联邦”之英联邦,从《战国纵横》的悲剧审美中,同样能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我还相信,对于生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来说,同样的审美体验,将对于其国民尚存“帝国心结”或相反的“锁国心态”的人们,也不失为一剂及时的清醒剂。而对于日本和德国公民来说,将不再复燃“帝国旧梦”。所以,我在此呼吁:我期待欧、俄、美、印、德、日、英、韩及台湾、香港影视业的有识之士,参与合作电影或电视剧乃至卡通片《战国纵横》的拍摄。
坦率地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在一个跨国传媒成为事实的今天,完成中国当代“三大史诗性悲剧”影视作品的创作。
当代中国社会继续前进的瓶颈,归根到底是政治价值偏执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我们希冀:将通过成功运作《战国纵横》(古代天下的华夏史诗)这部影视作品——中国政治价值取向偏执的悲剧,揭示这一悲剧不仅对于当今世界何去何从的重大认识价值,而且对于中国继续前进的重大认识意义。顺便说一句,我们希望在此基础上,还将完成另外两大悲剧作品的创作。一是,我们都对农民、农村生活有着独特的体验和理解,创作一部反映中国农民生存状态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史诗——这是中国乡村生活在现当代迅速走向败落的悲剧,将是一部更加切近现实的大作。二是早在1994年在北京发起2004年在上海重启与一批有识之士构思的反映三个世纪一百年来中国企业及城市的成长史诗、大型电视人文纪录片《第三次崛起》——这是中国社会组织与城市畸形发展的悲剧。
只要有足够的资金(不会超过3亿人民币),我们就可能在现代传媒技术基础上,完成不比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品逊色的中国当代“三大史诗性悲剧作品”的创作。
我相信,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次新的文明整合,将给当今世界以更加铭心刻骨的震憾(不能否认,尽管中国有着五千年文明史,但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起主导作用的文明源头,仍然是古希腊文明),以认清当今天下大势和未来世界人类的必由之路(还是那八个字:善待他者,和解共生),完成从传统的权力斗争唯我独大为轴心的“地缘政治”秩序向“生态政治”秩序的世纪性文明转型,否则,人类必将自取灭亡……总之,我们定会一步步完成上天赋予我们这辈子应当完成的使命。
下面,我想对拍摄《战国纵横》的主旨和现实意义,作一点补充说明。
西方世界从843年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到两次世界大战,从“冷战”到欧盟东扩,似乎很清晰地标识出这样一条螺旋式上升的脉络:从攻伐争斗,到和解共生!以冷战结束为分界线,如果说自二战结束到冷战终止的40年间,国际秩序形成的由苏美两大超级大国主导的两大阵营斗争均势,由于中国国际战略的改变形成了明显的自东向西的实力转移,那么,在冷战结束以来的20年间,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转向多极化之际,由于俄罗斯改革的成功、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印度的奋起,则自西向东的实力转移是显而易见的。
以此观之,当今世界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实体的情况又如何呢?如果说仅有200年历史的美国,如今在其内部早已走上了和谐共生之路,而对外尚在谋求王霸之道;那么有着上下5000年历史的中国,其内部仍然没有跳出王霸权谋大一统的理路,对外却(由于财政联邦下的政府型市场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然而,新兴的国际政治秩序体系的本质是什么呢?它将是一种建立在国家实力扩张基础上的竞争体系呢,还是一种由国际规则来框定的合作体系?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念,更涉及到当今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型诉求(其中也包括了政治价值转型,比如由地缘政治向生态政治的转型)。因此,那种建立在那种以权力为中心思维向度——即把现行世界政治体制划分为“威权政体轴心”和“民主政体轴心”以及非此即彼的选择倾向——将远不足于适应新型国际秩序的建立。
有人说,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外层空间、族群冲突、文明冲突、网络民主、移民、黑客、恐怖主义、重大自然灾变、跨国传媒和跨国公司带来的去国家化去区域化、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确定性增加等重大挑战和重大机遇,需要所有主要大国(而不仅仅是民主国家或权威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强有力的多边制度。这是很有眼光、有勇气和有大慈悲心的卓识。
当今世界,又一次处于何去何从的世纪转折点上……
历史是一面镜子,现实如一片薄冰,让我们复归常识,从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汲取今天可能汲取的知识和智慧。正如西方人谈到西方文明就不能不想到其源头——希腊文化,东方人谈到中国文明就不会不想到先秦文化。作为中国人,面对“世纪转折点”,我们古老的文明能够为此提供怎样的借鉴呢?
让我们回到先秦的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虽有后世称道的所谓“小说纵横法名墨,道德阴阳儒杂农”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况,然真正显赫者不过兵法纵横家也。由于过早进入又延绵漫长的农耕文明,崇尚的意识形态只能是经验主义和权威主义。中国历史上下5千年,竟始终没有从王霸攻伐宗法专制的窠臼中转出来,君王也好,士子也罢,无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其盛衰成败总体上对于天下苍生的生产、生活、生态运行来说,除了捣乱简直没有什么干系,尤其中国士子,秦汉以降,其阳刚浩然之气呈逐代衰减之势,鲜有超拔之人……也许中华民族过于早熟,在一个成年人看来,无论是小孩子玩家家式的契约(明规则),还是传递众生灵魂平等理念的宗教(精神家园),抑或莫衷一是丰富多彩的语言(多元文化承载),确实都是幼稚可笑而敌不过现实功利的诡诈谋略。是的,我好象不得不承认,不管是军事上、政治上还是外交上、经济上,若仅仅论玩弄谋略诡诈之术,这世界上除了犹太人可与中国古人勉相比肩,其他民族恐怕都是小儿科!
然而,中国文化中最值得珍重的,依然是先秦文化。先秦中最值得回味、资料也最丰富的时段是东周列国,东周列国时最惊心动魄的是战国时代,战国时代里最五彩缤纷的是战国中期,战国中期最具有启蒙精神及最令后世乐道的是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和政治上的纵横择交。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士子文化。先秦士子大体上分为四类,一是天下士,亦称圣才;二是一国士,亦称贤才;三是名利士,亦称凡才;四是小人,为名利而不择手段者,亦称邪才。《战国纵横》主要讲述战国中期四类士子在礼崩乐坏这一乱世情势下所演绎出来的人生百相。合纵、连横亦称择交、制衡,是古往今来政治外交中十分常见的手段,而这两种手段溯源于中国战国时代的纵横家,并被他们运用到极至。
择交合纵方略可解释为合众弱以制强,旨在停止征伐,维持力量平衡,今称南南合作;《战国纵横》中天下士子苏秦的合纵方略可分为四个阶段:一、通过合纵这一外交制衡手段强制天下停止征伐;二、通过邦交和谈,求同存异,消弭争端,实现和解;三、以善待他人的服心之道(亦即孔、墨等人的追求)教化世人,消除祸乱之源——欲心;四、使天下人真诚和解,在公平、公正、共生原则下实行联邦政治,实现“人类大和”。
择交连横方略可解释为远交近攻,旨在分化瓦解弱势联盟,打破制衡,今称南北合作;《战国纵横》中天下士子张仪的连横方略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分化瓦解合纵阵营,使合纵内耗;二、远交近攻,以强力一统天下;三、最终实现车同轨、民同习、上下同欲的王道政治,走向“人类大同”。
苏秦所奉行的“择交”政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多边主义”,其蕴含的国际政治秩序和伦理价值观,就是善待他者、和解共生的理念,但因列国诸侯各怀唯我独大(农耕文明的权威主义)的异志,苏秦的合纵努力终以悲剧收场;如今看来,苏秦的悲剧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悲剧。
如今,让我深感忧虑的是,我们看到,今日世界又一次在上演合纵、连横的大戏。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欧盟五大政治实体,各自都存在自己的问题,比如美国,主要是外部“国家形象”问题;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几乎到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地步的中国,主要是内部“社会结构”问题;俄罗斯和印度,主要是内部“经济结构”问题;欧盟呢,主要是“欧洲梦与美国梦、中国梦、非洲梦”的融合问题。同时,不管它们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五大政治实体,都具备了推行“多边主义”,同时也都将具备推行“单边主义”、“双边主义”的实力,诚然,根据“地缘政治”逻辑,五大政治实体采用哪种政治策略取决于哪种政治策略对其最有利于其国家利益。这似乎无可厚非,然而,如果照此逻辑演绎下去,就是说,比如本来就是多边建构和多边主义的倡导者欧盟,作为奥林匹克精神发源地的欧洲也被迫继续拖进这条以“地缘政治”为轴心表现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故道,如果有着合纵历史经验教训的中国,不能与欧盟结成更为紧密的战略联盟,以共同推行善待他者、和解共生、合作共生、和谐共生的新型国家形象和国际政治新秩序,那么,天下士子苏秦式的历史悲剧就难保不会在今天的世界舞台重演!
数千年来,国际关系就是权力关系,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地缘政治中。到目前为止,处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地缘政治原则。现实中在可以见到的未来,仍然如此。但是,走老的路子,确实有很多问题,这个大家都看到了,但是新路子有没有呢?如果有,五大政治实体才可以说“对人类作出新的贡献”。毫无疑问,当今世界需要新的智慧引领前进。
从“农耕文明”时代走过来的人类,如今正从“工商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如果说农耕文明时代奉行的政治价值观主要是经验主义和权威主义,工商文明时代的价值观主要是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那么,生态文明时代的价值观,就是天下主义和共生主义——发轫于中国古代和欧洲工商文明中期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与生态学原理,以及东西方均出现过的大同思想、乌托邦思想、大和思想。生态文明时代最终能取代工商文明时代把人类大和的共生理想诉诸现实么?因为,生态文明的突出特征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包括国家集团和国家联邦)的和解共生、合作共生、和谐共生。因此,人类的整个生活方式——包括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倾向、价值观念及其行为——都将面临根本性转变。比如经济系统将纳入生态系统而不是把生态系统纳入经济系统,倡导和谐、简约和理性消费;在政治治理上,不再是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而是强化人类整体利益、世界利益、天下利益的优先性,倡导全球治理和世界公民意识;工商科技发展不再是人类改造自然掠夺自然的工具,而是系统修复生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助手,人类将超越工商文明时代的资源性机械自然观而突显整体环境的有机自然观;生态文明时代不仅会继续关注普遍人权,也更强调“善待他者”的责任与普世价值。
正在拟议组织的《生态文明丛书》(拟由中国科协副主席、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前中国中共宣传部长朱厚泽,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三位先生担任总顾问,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社会生态思想者语桥担任总主编),其中有一选题,就是“生态文明时代的国际政治新格局”,即 “国际政治生态”(与“国内政治生态”对)问题,我邀请当代国际政治研究新秀
总之,拍摄《战国纵横》的重大现实价值——天下士苏秦合纵诸国悲剧的诞生,至少为今天的人类(特别是大国的政治家们)在和平条件下超越权力斗争思维,建立新型国际政治秩序提供一种镜鉴,或一种历史视角。
2008年6月20-21日3点58分于上海

阳子简介:本名钱宏,另有笔名语桥、芝公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审,文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编辑学会个人会员,“民间学者”(《社会科学报》2007年9月27日),无党派人。1966年13岁始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后失学,流落农村与当地孩子打混仗兼帮农民打短工带弟妹度日。1968年随父母下乡务农种田,1974-1975年做农民工,1976年转为知青,1978年曾任都昌县北山知青场科研小组长、场林业队队长。1980年进入教育系统,至1988年先后担任小学、中学、中专、大专、大学教师,1988年进入出版传媒界任编辑、记者。1998年12月应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与中国出版协会召开的由老中青三代出版人参加的“中国出版改革发展20周年座谈会”(CCTV“新闻联播节目”有报道),是仅有的6位京外代表中唯一非局级领导的正式代表,并作《取消出版行业的行政级别势在必行》的发言(刘杲、许力以二位先生把会议规定的自己的15分钟时间让给我)。
1991-1998年客居北京,读书编书爬山,出入各种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策划并主持编辑《国学大师丛书》(1990始)、《东方闲情》等数十种获奖图书,1998年获“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称号。
2007年底,出版新著《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倡议政府工作重心尽快完成第二次转移:继1978-2007年第一次完成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国防科工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到“重转轻军转民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自2008年始再次着力于完成从追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GDP比较优势”到“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全生态自组织均势”的重心转移。即将出版的著作有《追寻可能的世界——从工商文明的比较优势泛理论,到生态文明的自组织均势大战略》、《改革开放30周年现在进行时:生态文明时代的中国路径探索系列》和《共生主义词典Ⅰ》。
目前仍客居上海,一如既往,交友不拘东西南北中左右,知遇随缘江湖庙堂农工商。忠于本职工作、感受现实生活、思考时势变迁,关注世道人心、从事哲学背景主义、中国特色新社会主义、共生主义的思考创作,坚持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互补共生的践行路线,守望良知、文明、共生三位一体的核心价值,主张对内“实现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国形象”。提倡高尚的简约主义生活方式,着力生态文明的现实成长。
毕生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创办一家超越文理专业的柏拉图学院、法兰西科学院式的国际性的智库机构,就中国与世界社会时势提出定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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