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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周正龙“意外身亡”
“周老虎”事件果然毫无悬念地落下了帷幕,体制外人士山区农民周正龙以涉嫌诈骗而逮捕,而其余涉案的十多名体制内官员则多被黜以行政处分,最严厉的处罚也只不过是免职了事。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分析,估计这些官员东山再起或异地为官最多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事情既然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潘太史“周老虎”事件的来龙去脉不禁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即这个结果应该在陕西省林业厅的“预案”之内。
众所周知,我国官民之间的沟通殊非易事,一个农民即使遭遇了天大的冤情,其上访过程也必须严格遵守有关程序,不得越级上告。而当事人周正龙在事发之前一直是生活在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山区中的一个普通农民,他即使当真有心造假,其目的最多不过是想从当地政府部门领取一点奖金而已。而要使伪造的照片达到一定的水平,至少需要一笔不小的先期投入,诸如高档照相机等等,这笔先行投资对于一名农民来说应该是个不小的负担。在对政府部门可能提供的奖金额还尚未落实的情况下,周正龙是不可能为此投下血本的,惟一合理的解释则是“周老虎”奉命“诈骗”。
“周老虎”的照片出笼之后,竟然一连跨越县、地两级政府而直接得到了省林业厅的认可,并迅速得到了两万元的奖金,这个过程实在耐人寻味。惟一合理的推测是省林业厅为了从国家林业局获取开发资金而直接授意镇坪县林业局造假,而周正龙则是他们精心挑选的一个枪手及替罪羊。
“周老虎”的照片在省林业厅的关照下一路过关斩将,但他们这一次对体制外日趋强大的力量显然有些估计不足,在硬挺了一段时间之后不得不启动事先准备的应急预案,其核心内容便是要周正龙一人顶罪,而其他官员则只是承担“失职”的责任,最多也不过是“受骗上当”而已。周正龙虽然承认“诈骗”,但是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诈骗二万元的刑期最多不过是黜以有期徒刑二年而已,而且很有可能被判黜缓刑。这或许就是陕西省林业厅事先制定的应急预案,而且事情似乎正在象他们所预料的那样发展。陕西省政府今天在通报中对设安的一干体制内官员的“严肃处理”,只是在谴责他们失职、不作为而已,而丝毫没有提及到周正龙是否还有幕后主使人的问题。
潘太史认为,周正龙案件中所可能涉及到的利益关系相对比较简单,其主角无疑是陕西省林业厅,所能牵扯到的有关部门充其量不过是陕西省政府以及国家林业局中的某些官员而已,陕西省委书记和省长以及国家林业局局长对于这个局部利益未必有什么兴趣,更不可能牵扯到政治局委员或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官员。因此在体制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中央在“周老虎”案件上可谓是毫无顾忌,整顿吏治很有可能会拿陕西开刀,此事最终难免会水落石出。
由于工作的关系,潘太史对西北民风多少有些了解,那里的民生问题向来十分突出,陕西省林业厅的官员之所以会出此下策,或许其中另有隐情,也就是说他们是既可恨又可怜。因此,潘太史希望陕西省政府不要过高地估计自己而过低地估计群众,这件事情既然已经公开到了如此地步,不如实事求是地公布事件的全部真相。如果林业厅的一干官员确实是出于改善民生的考虑而犯了错误,潘太史认为对于周正龙以及涉案的全体官员则应本着“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从轻处理。而且还可以通过“周老虎”事件对全国的官员进行一次生动的政治教育,争取把坏事变成好事。
但是事情也有出现恶化的可能性,如果对“周老虎”事件的处理出现失控,那么涉案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难免狗急跳墙,或许会对周正龙采取杀人灭口的极端做法。类似的事件已经发生过多起,潘太史希望同样的悲剧不要在周正龙的身上重演。
1970年出生于北京,大学专业为日语,现为自由职业者,主要从事翻译、咨询顾问等工作,对历史无师自通,尤其是对《资治通鉴》的研究独树一帜,著述多为历史论文以及针砭时弊的杂文。史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以缜密的推理论证了林彪同志的冤案,详情请见《潘太史论毛林关系的前因后果》。另外,潘太史在全世界第一个公开提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矛盾,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早已胜利地完全了它的历史使命而过渡到了官场经济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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