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与宋艺祖，谁更有才？为圣宋洗冤，面首义不容辞也。
今人评价宋朝，多讥之以弱，乃至归咎宋艺祖皇帝，憾其重文轻武，使兵将分割，故每战辄败。6月10《杂文报》发表顾伯冲《千年悔痛；一个不敢有敌人的王朝》，更直指宋朝鲜有主动进攻，宋兵太弱，和议误国。窃以为，该文大乖史实，不能不辨。
显而易见，宋初诸国林立，若无征伐，何来一统？王全斌平蜀，曹彬下江南，皆彪炳史册。宋艺祖亲征太原，太宗御驾二度伐辽，王师败绩，杨业殉国，帝匹马南遁，军中议立德昭，可谓躬冒矢石，立志统一。除真宗、仁宗及元佑之时，尤其北宋末，章惇、蔡京之流秉承王安石之旨，更是以侵吞四夷为能事，最终玩兵自焚，引狼入室，秦、隋、玄宗亦如是同病（强兵耀武）而自戕。总之，由于身负统一中国之有中国历史使命，宋多呈进攻态势，辽、夏则基本处于守势，所谓宋遭侵略纯属不学者的误会。
至于宋、辽、夏三国鼎立，绝不能证明“弱宋”，正如孙权、刘备割据一隅，无损曹操“用兵如孙吴”，适足反衬其天才也。辽、夏皆无力灭宋，莫非亦“弱”乎？何以独讥宋呢？所谓众志成城，故战争胜负，先决于内政，纵然小国，若政治清明，亦不可战胜，故唐太宗审时度势，乘突厥内患而灭之。辽有萧太后、圣宗这般明君，诚无懈可击，即使韩信复生，亦束手无策。以天时、地利、人和观之，辽、夏皆无败亡之理。无论战马、士兵，宋皆天生弗如，对峙必然。本质上，“弱宋论”侵略成性，草芥民命，嗜财不要命，属西方殖民意识，与二战法西斯同盟如出一辙。
北宋之亡，非亡于金，十足内乱、自宫。道君皇帝无道昏庸，“八贼”乱政，当时有识者亦曰：“纵无外寇，必有兵将、盗贼之祸也”。方腊造反，足为血证。奸臣穷兵黩武，童贯闻风而逃，自毁长城，岂兵弱哉？张方平早就直谏曰：“好兵如好色，鲜有不亡者也”。徽宗好大喜功，太好兵了，终自掘坟墓。
金为腹心之患，辽国告宋曰：“背盟不祥！”徽宗弃和议，自沦金囚。可见，和议生死攸关，“不和”才是亡国之路。南宋叛金盟，可谓重蹈覆辙。事实上，以“和金”化解辽国对周世宗所夺关南地的领土要求，显然得大于失，且化干戈为玉帛，为黎民而屈，造福无穷，而战争最不可取。辽宋为兄弟之国，西夏称臣，“和金”乃安抚，何辱之有？真宗爱惜民命，“和金”三百万亦不吝，实际则不过三十万，并非多大负担，真正“三座大山”实为冗兵、冗官、冗费。何况名相毕士安力驳众议，曰：“利不厚则和不久也”。与汉、唐“和亲”、血战相比，“和金”岂非上策？既目辽、夏若同胞，施与难道不是天子之职与美誉吗？须知，真宗“平辽”与赵构“臣金”，大相径庭远矣，后者才是屈辱。
史实在于，阉宦典兵，奸臣当道，使兵若“去势”，则艺祖何辜？北宋之亡，始作俑者，乃王安石新党悖离祖宗成宪乎？衰唐藩镇，五代军阀，战乱不已，民不聊生，正仰赖艺祖以史为鉴，弭藩镇于杯酒，至仁大圣，治百年痼疾，开太平之基，功莫大焉，无与伦比。使将失专横之权，令名而善终，于将、君与民，百利而无一弊。明代武将跋扈，自食恶果，清初崇武，遂基“三藩之乱”，独宋朝保全将相，且免兵乱。
宋与士大夫共治天子，堪称政治文明之典范。文人除枢密使，岂非今日文官国防部长之先河？科举取士，权力“私相授受”遭限，君亦莫能例外，公正且拔萃，腐朽暴力有所净化，不料今人蔑视之，未知当时何种官制最优？莫非欲以今之西方民主苛求千载前之宋人而“法律溯及既往”乎？如明之刘基、袁崇焕、孙承宗、洪承畴、清代左宗棠等，孰非进士而知兵者？宋之范仲淹、韩琦，尤颇负帅才，钦宗与金订“城下之盟”，不战欲和，弃种师道奇谋，是不知战乃和之本，非和议之咎也。文人枢密使，实“党指挥枪”，岂能“枪指挥党”呢？
宋太宗深谋远虑，谕曰：“边患可防，小人难辨，中国之忧不在四夷而在朝廷。”名相李沆以无外敌为忧，檀渊之盟后，真宗怠政，遂有天书、封禅、崇道之失，王旦深以为憾。西夏扰边，卒成仁宗之圣。神宗锐意复燕蓟，宵衣肝食，积劳成疾，宋帝何尝畏惧强敌哉？顾伯冲谓之“不敢有敌人的王朝”，若非误读，何逃指鹿为马之嫌呢？
戊子年五月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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