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次同一，学风迥异


去年，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发布了“2007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香港科技大学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都位于203-304名之间。也就是说，这两所学校的综合实力不相上下，均属于第三梯队。不过，一位留心观察的学者在两所学校各访问过几个月，就会感受到两地学风的显著差异。科技大学的学生在课堂上往往一言不发；梅森大学的学生常常抢不到发言机会。科技大学的师生习惯于墨守成规，他们的研究课题很少跃出主流领域之外；梅森大学的师生喜欢标新立异，海阔天空的想法在这里经常受到鼓励。科技大学的教授们平常总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们很少和同系的老师交流，更不必谈跨系合作了；梅森大学的教授们则走动频繁，他们不仅和本院的学者常常碰头，而且不时发表与其他院系教授合著的论文。

提起香港学者，我们马上会想到张五常，郎咸平和丁学良诸公。这几位先生好发惊世之语，经常受到中文媒体的争议和追捧。其实他们三位只是特例，远远不能代表香港学人的众像。我甚至怀疑，这几位“公共知识分子” 正是因为在香港憋得发慌，才跑到内地媒体上鼓动唇舌的。香港的大牌学者享有言论自由，却更可能在大陆找到听众。笔者曾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读过两年书，对该校学术气氛的印象，只合用“保守规矩，差强人意”八个字来概括。事实上，这种沉闷学风弥漫在整个香港学术界，科技大学只是尤显突出罢了。

这里仅举一例。在华人社会学界，边燕杰教授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他曾在香港科大开设关于“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的研究生课程。边教授无愧于这一领域的专家称号，他著述甚丰，文献烂熟，讲课也很精彩。然而，边教授是伯林所谓的“刺猬型”学者，紧守自家门户，从不涉猎其他学科，一直使用社会学的传统研究方法。他的论文完全符合“学术规范”，堪称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的楷模，却很少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笔者后来转到乔治梅森大学就读，才了解到研究网络关系的多种分析软件，以及人类学、复杂理论（complex theory）和演化心理学在这一领域的学术成果，一时眼界大开。


边缘地带，商业社会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不妨将香港科技大学和乔治梅森大学简称为“科大”和“梅大”。既然这两所学校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难分伯仲，我们就不能用师资和生源的质量来解释两地学风的异同。科大的学生申请梅大，很可能得到录取；梅大的教授谋职于科大，也很可能得到聘用。两者的气质秉赋只能从它们所处的地缘环境上得到说明。

美国学者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绘制过一幅英语学术界的世界地图，该图用红色柱状条呈现了全球一千两百名顶尖科学家的国别分布，一国拥有的杰出学者越多，柱状条越是密集。在图上，人才成堆的美国和欧洲看上去像大火焰山一样灼灼逼人，日本也拥有几座中等规模的“火山”，而孤岛香港仅仅泛出一点微光。显然，香港处于整个英语学术界的边缘地带，这种边缘身份并没有使香港变得另类。香港学界身处华人社会，主要的工作语言却是英文，整个学术体制也完全照搬英美。由于语言和制度上的双重仿效，香港高教机构在殖民时代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的附庸（附庸一词并无贬义），其资历认证和研究经费都有赖于英语世界。这种状况延续至今，自香港无归大陆后并无多少改观。科大有位助理教授曾对我讲，他若想拿到终身教职（tenure），评审委员会只会察看他发表在英文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文著作根本不算数。丁学良在论及同事们的生存状态时，更是一语道明——“你敢写中文？”

梅大的美国教授也有发表论文的压力，但他们毕竟使用母语写作，生活在学术中心地带。有些想法另类的教授往往能声气相和，形成一种较为独立的学术“亚文化”，不必太在意主流是不是承认自己。一旦拥有学术自主性，探索的勇气大为增长，探索的空间也就开阔了许多。笔者认识梅大的不少教授，一方面对自己的学问兴趣浓厚，另一方面对其他领域的研究进展也所知甚详，不时搞点交叉研究，这点我在香港教授身上很少看到。我现在的犹太裔导师有一次问我，“如果不是为了兴趣，干嘛还要做研究？”我一边点点头，一边心想说你们美国人哪里懂得移民学者的苦衷。光是申请绿卡的等待，就能让一个年轻留学生规规矩矩地干上七八年技术工作；等他熬到移民身份，早年那份出于好奇的研究劲头早就消磨殆尽了。在英语学术界谋饭碗的香港学者并没有那种海阔凭鱼跃的学术自由。出于于生存压力，他们只能在主流范式内一步步地向上爬升。

科学社会学的开山大师默顿（Robert Morton）曾富有洞见地指出，时代风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学术成绩。尽管香港学者享有言论的自由和资讯的便利，这座城市的其他氛围并不利于研究事业。由于紧促的城市布局和长期的殖民统治，香港社会条例繁多，管理严格。这一方面固然保证了规则明晰，维持了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等级秩序，疏远了人际关系。中国人本来就承袭了父权制的传统，英国人的管治更是变本加厉；两者一同造就了香港人温顺保守的性格，以至于北京的学者王小东挖苦香港是“管家社会”。香港人的这种“乘孩子”性格也渗透到了学术界。在香港的大学里，自由平等的讨论空气很难形成，年轻人参与讨论的劲头还不如中老年人，而讨论会（seminar）的频率和规模也逊于美国的大学。

作为中西文化混杂的城市，香港不乏多元性，却缺少一种整合多种文化的亲和力。笔者在科大即发现，香港本地教授，大陆教授和外籍教授三足鼎立，各自抱团，只在自己小圈子里活动，相互之间很少往来。有位洋教授告诉我，他在香港呆了多年，依然有客人的感觉。学者之间如此隔膜，怎么可能促进学术交流？与此对照，移民学者相对较容易融入美国大学。笔者在梅大只呆过两年，已有“第二故乡”之感。这里的师生虽以白人为主，却能够对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平等待之，主动和两者打成一片。

商业价值挂帅是影响香港学风的第三大负面因素。在《香港的困境》一文中，郎咸平强调香港是一个商人治理的社会。他毫不客气地批评香港的执政精英“一不懂高层次宏观管理，二不懂高新技术，三尤其是不重视研究发展和长期规划，因为他们以前的成功和这些因素无关。”其实不仅政界如此，商业气息弥漫在香港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大学餐厅的饭桌上，你会听到教授们热心于讨论各自申请研究经费的数额，而不是某学者文章的好坏。香港人普遍信奉功利主义，既不热衷于学术研究，也很难理解其长远价值。在商业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香港学生，很早就学会压抑个性，将自己嵌入整齐划一的白领模式。他们在校园里举办社团活动，不仅西装革履，而且样式颜色都别无二致，活脱在上就职预科班。在这崇商抑文的环境中，很难想像哪个年轻人会狂热地投入到实验室或书堆里。

孤岛桥梁，由来已久

去年夏天，我听说诗人北岛将赴香港中文大学担任教职，当下感慨道——又一个“南来文化人”。

“南来文化人”是指在香港生活的大陆知识分子，研究香港文化史的王宏志先生曾经撰文专门讨论过这一群体。为了更深刻地理解香港的保守学风及其文化功能，我们有必要追溯到香港第一位“南来文化人”王韬。作为得西洋风气之先的晚清学者，王韬为躲避政治迫害，曾旅居香港二十三年之久。居港期间，王韬在英人资助下从事《中国经典》的翻译工作，创新了著名的《循环日报》，还周游了世界各国。香港成就了他的声名事业，却给他留下了不佳印象。他抱怨香港天气恶劣，闷热潮湿，且有虫瘴之害，所谓“炎方景物种种伤吾意”。而香港的人文环境更是“地不足游，人不足语”，“ 锥刀之徒，逐利而至，岂有雅流在其间哉！”在这“蕞尔绝岛”，他在“校书之外，闭门日多”；偶尔外出，也是“一身作客，四顾皆海”，只有在寂寞中遥望大陆了。

不论就中国文化圈还是西方文化圈而言，缺乏学术自主性的香港都处于边缘地带。它可以交汇两种文化，却不能合二为一，独成一体。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殖民地和南大门，香港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孤岛般的避难所和桥梁式的资讯站。然而，这座城市只是他们的精神驿站，而非心灵家园。自王韬以后，众多大陆学人在某种程度上又重复了他的命运。他们因时局所迫移居香江，在这里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却因其中原心态，总不满于香港文化的边缘地位。笔者对香港学风的评判也可以归入“南来文化人”的印象系列当中，只不过我的参考系已经从中国社会转到了美国社会。

香港在王韬之后经历了苍海桑田的变化，成为最具现代化的国际都市之一。三间主要大学在亚洲也名列前茅，与北大清华不相上下。在华府最近一次会议上，我碰到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薛澜教授。据他说，内地大学的评审机制有香港化的趋势，即强调英文期刊的发表数量，而忽视中文期刊的整改提升。这一趋势自然有助于中国学界向国际标准看齐，但也可能削弱本土的学术自主性。笔者曾作《内地与香港一流大学之比较》一文，指出内地大学若能赶上香港，就已经很不错了。这里我需要再补充一句——赶上香港还是不够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中国学人应当以更高的标竿作为赶超尺度。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依然会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发挥其桥梁作用。志存高远者可借其飞越太平洋，在北美大陆寻找新的学术火种。

题图为香港大学殖民风格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