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潘太史对后现代社会的几点预测

一，老龄化及低生育率所造成的新危机

人类实现了长寿，社会老龄化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在低生育率的影响下，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益严重。虽然低生育率是老龄化的重要因素，但是其本身的问题对于社会来说无疑更为严重，在人类历史上堪称是史无前例的。在欧洲和日本等国家，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已经无法维持人口平衡。德鲁克教授对此十分重视，甚至将其提高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集体自杀”的可怕程度。如果人类对于目前的这种趋势听之任之，势必在数十年后的某一天会出现“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恐怖景象。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并不复杂，现代医学的进步以及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无疑是最为根本的原因。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原因则至少包括生育愿望、经济能力、政策法规等三方面的内容。

众所周知，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可谓是第一个提出中国人口论的现代学者，毛主席当时虽然没有采纳他的主张，但是对于我国的人口问题并不是没有考虑，而且还针锋相对提出了“人手论”，即人既有一张吃饭的口，同时还有一双劳动的手。老人家认为我国人口分布极不均匀，待到增长到七、八亿的时候再实施计划生育也不为迟，届时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也会有很大的提高。

邓小平在实际掌控政权以后，为了迅速克服自己当年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为政权涂抹上一层正统性的色彩，于是毅然启动了一刀切式地计划生育政策，严厉推行一胎制。这在短期内使全国相当一部分家庭因为减少了生儿育女的开支而相对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如此人为地大规模破坏人口结构，势必在若干年以后出现严重的社会后果，关于这一点作为执政者来说不会意识不到。但是只要联想到当局为了达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神圣目的而不惜贱卖资源甚至国有银行的行径，就不难看出他们的真正意图在于抢先致富并向海外转移财产，这才会不计后果地涸泽而渔、寅吃卯粮。

计划生育政策的恶果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可谓是昭然若揭，农村中的超生户因为无法申报户口而无法享受作为国家公民的任何权利，城市家庭则由于严格执行一胎制而造成了中小学生源的日益枯竭，人口老龄化及低生育率的趋势必将愈加明显，如此“缴之者寡而取之者多”现行的社会养老体系在今后若干年后势必彻底破产。

经济实力和生育意愿对于人口生育率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中华民族之所历经磨难而仍然繁衍不息，注重传宗接代的宗法观念可谓是居功至伟。另外，古人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作息习惯对于提高生育率也相当有利。一名性工作者曾对潘太史说，根据她的从业经验来看，男人的性能力与平时思考问题的密度有很大关系，越是头脑简单的人其性能力与性要求往往越是强烈。我们可以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中看到：未庄上的大户赵老爷一家在天黑以后便决不轻易掌灯，对于成年男女来说其惟一的娱乐恐怕只有尽情地享受床第之欢了，而且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如何避孕的概念以及相关的技术措施，所以已婚妇女在正常的情况下可以生育二十个孩子，但是鉴于当时医学水平以及自身的经济实力，能够长大成人的孩子充其量不过三、五个。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大将军武库令杜钦曰：“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妇人四十，容貌改前”。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男子虽然平均寿命不如现代，但是在性能力上或许远远胜过当今城市中的职业男子。由于在工作上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中国许多职业男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未老先衰，而无业及失业男子由于精神压抑等方面的原因或许在性健康上更不乐观。另外，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性享受在国民娱乐生活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加之避孕意识的提高与技术水平日臻完善，以致生育率长期以来持续下降。

中国当今的国情是不仅男人无法获得性满足，许多女性也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所谓“有剩男而无剩女”的说法其实并不成立。大约在2002年前后，通过朋友的介绍潘太史结识了一名大学女教师，她有意将其硕士同窗介绍给我。就在商量约会地点的时候，介绍人家里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直到半夜十二点才与这名女老师取得了联系，她的住所在天通苑附近而工作地点则在北四环，当时由于城铁尚未开通，其上下班的辛苦可想而知。于是潘太史问道：“你这么晚才回家，明天上课又必须早起，假如您的先生想要温存一下……？”介绍人无奈地说：“生存压力都很大，这就需要相互体谅了。”在介绍人的撮合下，潘太史总算见到了这名已经工作三年的女硕士，据说她当时月薪在六千元以上，但是为此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二十八岁的芳龄却早已是青春不在，看上去仿佛超过了三十五岁。潘太史当即以开玩笑的方式把介绍人“相互体谅”的观点说了一遍，不料这名女硕士与她的同学出奇地一致，并且还苦口婆心地教导说在生活中必须首先分清什么是轻重缓急。结果这场相亲只限于一面之缘，看来“知识越多越反动”并非毫无道理，至少在性享受上似乎还是正确的。

另外，生儿育女的成本与预期收益已经完全不成比例，最终结果极有可能出现负值。中国古代社会中盛行早婚，结婚的标准年龄是男子十六、女子十四岁，假如他们在女方十八岁的时候开始生儿育女，那么只要把他们养到十四岁即可获得收益。这是因为女孩子到了十四岁便可出嫁，自然会得到男方家庭馈赠的彩礼；男孩子一旦到了十四岁，基本上已经可以承担田间的繁重劳动了。而且除了口粮和衣物以外，养育孩子的花费并不是很多，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生儿育女在古代社会可谓是投资少而见效快。而当今社会的客观现实则完全相反，政府鉴于历史上民不聊生、铤而走险的经验教训，在尽量保障人民不至挨饿的同时，通过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这三座大山对幼年、成年、老年的国家公民采取诱之以拼而陷之以死的手段分而治之。

在北京等大城市中，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这漫长而二十三年间至少需要花费六十万元。鉴于主流社会普遍流行晚婚，男方的结婚年龄多在三十岁以上，女方的结婚年龄多在二十六岁以上，由于当代人的生活理念比较追求浪漫以及个人享受，女方一般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事业。所以很少有人会在结婚以后立即生育。假如他们在几年之后才开始考虑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那么男方的年龄恐怕已经到了35岁甚至三十八岁，而女方的年龄也已经突破了三十岁或三十三岁。一旦怀孕，女方的事业势必受到很大影响，而且为孩子的健康、教育、前途等方面必须投入极大的精力和金钱。综合估算下来，也许将孩子供养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实际成本会在一百万元以上，假如一直要供养到硕士毕业甚至博士毕业才能自食其力的话，那么父母势必便会力不从心、不堪重负。而中年得子的父亲在孩子大学毕业之际已然六十岁了，即使他顺利地长大成人也同样会面临就业、住房、恋爱、结婚等方面的问题，所以父母老来依子的想法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如果选择不生育孩子而尽情享受人生的话，那么到了六十岁的时候只需将节省下来的教育费用于养老即可，而且还可以把房产抵押给银行来增加自己的养老金。所以仅从利害得失的角度来估算的话，养儿防老基本上属于得不偿失的买卖，这也是丁克家庭得以大量出现的根本原因。那么生儿育女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潘太史认为这是人类自身繁衍的客观需要，生育孩子的惟一目的应该是为了回报社会，除此之外便别无他求，这才是后现代社会的“人间正道”。

综上所述，在未来的数十年间，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齐头并进必将是中国社会的主流，而政府目前所实施的全部政策都还是以人口持续增长为前提的条件下制定的，所以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危机或许在劫难逃。

二，新的生活方式应运而生

老龄化及低生育率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是任何政府都无力挽救的，何况伟光正同志的全部心思仍然集中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官场经济方面，对于真正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向来无动于衷。因此对于“不幸出生在中国”的十三亿国民来说，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才是惟一的出路。

德鲁克教授对于NPO（非盈利性组织）、NGO（非政府组织）等机构推崇备至，但是鉴于中国的具体国情，NPO、NGO即使得以成功注册也必将受到官方的严格监控以及行政主管部门的肆意盘剥，因此大规模的有组织活动至少在现阶段是行不通的，而由六十岁左右的的半老之人照料来照料八十岁上下的垂暮之人或许将会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果能够对于这部分闲散的社会力量进行必要动员的话，那么不仅可以发挥退休人员的余热，中国的养老问题甚至也有可能迎刃而解。为此，国人的家庭观念必须进行适当的改变，年迈的鳏夫寡妇最好能够同居或再婚，而且还应该充分利用好自己的现有财产来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后人自有后人福，假如子女无力承担自己的养老问题，那么也就没有必要非把房产留给所谓的法定继承人不可。

潘太史认为，人可以不要孩子但是不能没有朋友，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两家上了岁数的老人完全可以居住在一起，腾出来的一所房子则可以出租获利，收益则用来补贴这四个老人的日常开销，这不失为一个简便易行的生活方法，或许将会在不远的将来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

另外，一夫一妻制度也会逐渐解体，性观念、性产业将会出现根本变化。潘太史通过亲身观察，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许多非常优秀的适龄女子仍然处于独身状态，她们很难找到称心如意的丈夫，但是又不甘心找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而委曲求全。众所周知，男人与女人的性观念是有所差别的。虽然许多男人都有享受性服务的经历，但是一个略有层次的女子是很难与自己看不上的男子上床的。

社会的需要往往是新秩序建立的开始，古代中国虽然一夫可以有多妻，但那只是对于特权阶级而言。就一般百姓来说，只有四十岁以上的男子由于妻子的不育才有可能为自己纳妾。因此从社会普遍情况来说，基本上应该属于一夫一妻。虽然皇帝可以拥有许多嫔妃，但是也难免会遭到大臣的议论，诸如“内多怨女，外多旷夫”等等。客观地说，一夫一妻制度是小农经济的必然产物，唐朝的租庸调制以及北魏时期的授田制度也都是以一夫一妇为标准的。而在现代社会中，纳税的对象早已从家庭转变成了个人，某些女子与其独身，倒不如与她人分享一个优秀的男士。潘太史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想阿拉伯国家学习。

由于晚婚早已成为了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所以传统的贞操观念便彻底失去了价值，在大学阶段开始性生活是值得肯定的。而性作为人的本性，不应受到过分的抑制。相对而言，古代中国实行的男十六、女十四的婚姻制度是有其合理性的。既然性生活是绝大多数人所必须的，因此走向市场化则是历史的必然，性服务工作者将不是所谓的妓女，而是应该发展成为一个高档的职业。也就是说并不是简单地上床了事，而是为许多青年男女提供交往的平台，使他们有机会一起到床上去充分地享受到性的甜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