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到武汉：两个高架桥的不同命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在不断长大，做为城市现代化组成部分的高架桥也越来越多。在人们看似平常的高架桥中，重庆和武汉的两个桥就有着不同的命运。

据《南方周末》6月26日报道：重庆市2002年建设渝黔高速公路时，在南岸区需要建设一高架桥。而高架桥下面有一栋6层高的住宅楼，原本列入拆迁的范围，后来由于在这栋楼居住的24户居民都属于低收入群体，没有能力购买新的安置房。后来政府就把这栋楼当作安置房，并按每平米600元的价格卖给了居民，还办理了房产证。就这样，这24户居民一直在高架桥下居住，整日要承受楼顶高架桥上车辆噪音污染和重车通过时造成的楼房振颤对身体的伤害。这次重庆周边的汶川大地震，这栋楼的居民并没有什么特殊感受，他们说平日里黑夜白天都是在汽车轰鸣和楼房的振颤中度过的，和经历地震没有什么区别。

另据《中国新闻周刊》7月2日报道，武汉市同样因修建高架桥，要经过武汉大学侧门，事先有关部门与武汉大学沟通未果，工程还是开工了。但有4，7万名学生的武汉大学，有人递交了“要求游行”的申请，后来工程在6月初停工。

重庆的高架桥在24户居民楼顶上如期建设完工并顺利通行；而武汉的高架桥因遭遇武大的质疑停建。分析两座大桥的不同命运，可以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形态中的许多共性，也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缩影。

首先，重庆、武汉两个高架桥遭遇的命运不同，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开工建设没有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我国法律规定，大型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需要经过环境影响评价、验收，通过人口稠密的区段，还要征求居民意见，或听证等。这些程序完成以后，才能进入施工阶段。试想，如果重庆的高架桥项目，按规定履行这一程序，由哪个居民愿意居住在日夜喧嚣的高架桥下面呢？而武汉的高架桥项目，紧靠武汉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能不对学校在教学环境方面造成影响吗？再者，进行环境评价过程中，噪音污染、扰民、居民区、学校的防护距离等，要求的非常具体、明确，类似的工程，或建在大学旁边、或建在居民楼顶，那个环评机构能通过验收呢？

其次，两个高架桥不同的命运，反映出在权力面前，弱者的利益难以得到维护。重庆的渝黔高速高架桥为什么能够在24户居民居住的楼顶上飞架而过？尽管当地有关部门可以说出多种理由，但一个基本事实是，居住在这栋楼里的24户居民，多是下岗职工、低保人员。《南方周末》报道称，这栋楼原是南岸区粮食公司职工宿舍，本属于拆迁楼，但政府补贴每平米只有600元，远低于市场房价，多数人没有能力购买新房。试想：这栋楼的住户如果不是下岗职工、低保对象，会有这样的结果吗？同样，面对高架桥的影响，武汉大学敢于说“不”，敢于提出“游行申请”，项目能够“停工”，原因在于高等学校是我国的“精英”阶层，在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方面，与重庆的下岗职工比较，有着明显的政治优势。

再次，透过重庆、武汉两座高架桥的不同命运，还反映出一些地方领导在处理政绩和民生的关系时，前者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在一些地方，为了政绩，在征地、拆迁、上项目等方面，不惜违法违规、或动用警力，或株连九族，多数弱者在权力面前只能就范。像武汉大学那样，敢于依法提出“游行申请”的单位或个人几乎没有。即使有，也会被地方相关部门以各种理由、各种方式阻止。最终的结果是，从县城到一线城市，我们看到宽敞的马路、长高的楼房、成片崛起的工业园区等，在一派繁华的背后，相当多因素是以牺牲失地农民、下岗工人、普通百姓合法利益而换来的。

我看着《南方周末》6月26日刊登的重庆高架桥下那栋破烂的6层住宅楼，曾想：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真的需要弱者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吗？难道我们如此雄厚的国力、财力不能够从体制、政策上为这些弱势群体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吗？去年我看到一则报道，内地的某地级市投入巨资改善城市面貌，市区人口人均达到8万多元，而当地城镇居民年均收入不足3万元。有居民问我：城市再漂亮，我的收入不增加，也会感到郁闷，因为皇宫里的乞丐，毕竟还是乞丐！

作者：李季平 邮箱：qsdd-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