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石宗源同志讲话学习心得

瓮安县的死亡少女第三次尸检报告出来了——不是奸杀。我长长松了一口气。

真相我也知道了，不在迷惑了。这最好。作为“群众”，我需要知道真相。

但是，事件还是发生了，几万人上街围攻政府，很可怕。

石宗源书记为此事定论说：“这是一起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黑恶势力直接参与，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突发事件，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影响极坏，不但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财产损失，而且影响了全省的稳定和贵州的形象。”

他同时承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事件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

讲得好。

我的疑问是，倘若这些“黑恶势力”不鼓动出这么大的事端，瓮安县的情况会怎样？对于一般性情温和的“群众”，他们忍在心底的“意见”，有谁会在乎吗？

做群众很难——

忍着吧，“气得睡不着，眯着！”可是，就没人会理睬你，爱气不气，气死活该！

不忍耐吧，就有大动静，就“过激”，被斥之为“不理智”，还可能滑向“黑恶分子”的边缘，“导致社会治安不好”。

忍不忍都苦。当个“群众”，真难！

历史上看，中国的“群众”是忍耐的多。不忍耐的，像陈胜吴广一类，给逼得“进亦死，亡亦死”，生生憋出一句气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竿子反了。他们碰上的写字人也就是是司马迁，以人为本，民本主义，才给陈涉搞了个《世家》，算成王侯了。要是让秦二世镇压成功，秦王朝会怎么给陈涉定性？肯定是“贼”！或者，“强盗”！换成西方人的说法，庶几乎“黑社会分子”了。

陈胜几个月后也死了，要是不铤而走险，照他那血气，活个八十岁应该是随便一个动作。可是，他只能算夭折，横死，或者，玩火自焚。

因此，没几个“百姓”敢学他的样儿，所以，中国人民还是好人多，“黑恶分子”极少极少。

好人怎么样？忠厚罢了。忠于皇帝，厚道处世。是老百姓——顺民，愚民，草民，小民，人民；群众，庸众，大众，观众。没什么好说的，没什么好掺和的，没什么好在乎的。如此而已。

可深通历史精髓的鲁迅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

毛泽东不喜欢当草民，他说：“造反有理！”，还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说：“武装夺取政权！”这些言论，放在今日太平盛世来看，都有些“黑恶色彩”——执政的蒋介石大人就这么看的。所以不可仿效，只能崇拜。再说这样的人，林彪同志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出个人物难呐，老话说，黄河清而圣人出。由此可见，百姓不可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是用来顶礼膜拜的。

老百姓当然还有榜样，比如大导演张艺谋塑造的版本——腆着大肚子，一边卖辣椒准备活动经费，一遍不屈不挠“打官司”的秋菊大嫂。结果胜利了。当然，局子里的人真带走了被告村长，秋菊又感到人情上的失落——街坊邻居，何至于闹这么严重，她本来只是要“讨一个说法” 而已。

且不论电影的理想色彩了，只当是真的。我要说，中国的好人老百姓们，有时，只是要“讨一个说法”的。这一次在瓮安，死者家属就是三番五次去讨说法的，结果，事情越闹越大，“黑恶势力”插手了，造谣了，蛊惑了，打砸烧了。

这背后，当然是有许多事情的“说法”没讨上，或者，干脆没说法，经常没说法。比如石宗源同志指出的“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 。

如何让老百姓不要滑向“黑恶势力”，又不要时时事事干“忍”，而是能讨个“说法”？

前几天，功成名就的龙永图先生发表了“刁民论”。我看，许多有权的人，看待要讨说法的“群众”，就是“刁民”；看待忠厚的“群众”，就是“草民”。因而，对待“群众”的事情，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

瓮安闹出“黑恶势力” “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突发事件”了，而且“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影响极坏”了，尤其是，“不但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财产损失，而且影响了全省的稳定和贵州的形象”了，“形象”，好家伙，这就不能不动真格的了。于是，一大堆官员丢了乌纱帽，很可怜。

我还是要问，干嘛非闹到这一步？难道我们不能避免这些“人祸”？为什么贵州某些官员就可以长期“侵犯群众利益”而从不反省自己，结果让自己成了本次事件的受害人——落水官员？谁让他们可以这样心安理得、毫不在乎、麻木不仁、得过且过？靠他们自己能做到发现自身问题吗？现在说到解决问题有个说法，叫“自纠自查”，很荒谬——有谁权力很大好处很多牛逼哄哄，去要去自己查办自己？没有！

怎么办？

贵州省委提出了办法——“必须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刻反思，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办好事、办实事，人民群众才能支持我们、拥护我们。”

这个办法基本上还是““自纠自查”的办法。

能不能有个让“群众”查纠的办法？这办法很为难么？如何才能知道官员是“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办好事、办实事”呢？就目前格局看，真心不真心，实意不实意，天知道！指望每个人自己“真心实意”，除非咱倒退到三皇五帝时的淳朴部落里去“茹毛饮血”，因为没好处，所以没坏处，不争利益，自然尧舜禹等酋长们，个个“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办好事、办实事”，都成了孔夫子大加表彰的圣人。

群众查纠的办法很多，古今中外，都可学习借鉴。

我也提出了好办法。这办法是大地震后写的，再表出来，大家看看，中不中——

我们的民主制度建设为什么

不能走在灾难前面

这些天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在现在的中国，为什么，出现灾难的时候，是政治姿态最主动、官员最积极、政治最开明的时候？

因为，出了问题，出了惹动民怨的大问题，我们的管理者才会着急，才会关注，才会把出事的那个地方当成政治中心热点，因为有热点，才能有表现，才能出政绩，才能借良好表现抹去平日冷漠的灾难性后果。

为什么，只有死伤一大堆人，才有人振作起来，积极起来，主动起来，忙碌起来？

为什么，要先“多难”，然后才“兴”一下“邦”？

为什么，我们的措施不是事先的？我们的主动不能走在一切灾难之前？

为什么，总是造出一个垃圾景观，才想到要拆除，要征求专家意见？

为什么，当一个干部贪污的数额死有余辜时，对国家利益造成极大伤害时，才想起来搞他的问题？

为什么，非要让伤口变成脓疮，脓疮变成坏疽，坏疽导致截肢时，才想到挽救生命？

为什么，要在很多父母失去孩子，不得不要求申诉的时候，才想起来向他们下跪？

为什么，要让孩子们的生命作为抵押，才能认真调查一个工程的质量？

我想起3月份读过的《天涯》杂志，一位叫房宁的社会学家侃侃而谈，认为民主应该走得慢一点，中国的民主应该由事件来推动。房先生反对眼下搞太多的民主，他举了韩国等国的例子证明民主的代价。我当时不懂房教授的意思——什么是事件推动？现在明白了，那就是类似山西黑煤窑事件，汶川大地震事件，有了这些事件的推动，中国的民主才会向前推进。我也承认，新闻透明，为平民下半旗致哀，温总理前线摔伤，设立国家哀悼日，军队全力以赴救灾，举国捐款，这些事情的确促动了中国的政治进步。但是，无论如何，和失去生命的几万同胞付出的代价相比，看看那成班成班被掩埋的学生，这样的促动都是马后炮，都是事后诸葛亮！

靠事件推动，好，请各位站出来，如果需要你的生命变成一个事件，你干不干？

我的回答是，我不干！也不敢，更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生命只有一次。

为此，我无比崇敬曾经以生命和鲜血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谭嗣同。

我要说，像设置地震局一样，尽管我们都知道预测的准确性有限，我们还是要设置地震局——尽一切可能防患于未然而已。

那么，作为政治制度预警系统的地震局呢？有吗？

该清醒了，该下决心了，无论是长痛不如短痛，还是防患于未然，还是试错，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还是为了明天的灿烂前景，我们都该大胆尝试。一百年前，谭嗣同们就敢试，一百年后，世界上提供了那么多现成的例子，我们为什么要保守？

我想来想去，没有什么理由不搞民主改革，只有一种可能——维护既得利益！

想想看，现在连个干部任用考试，单位民主推举，都是只折腾科级干部和一般公务员，你就知道，在中国，那些各阶层的掌权者们，会怎样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利益在前，良心退避三舍。

提前改革吧，让人民来推举他们看得见的人民代表和市长。本次灾难说明，灾区的那些人大、政协委员，都起什么作用。

要说民众的心理准备、思想准备、素质准备、知识准备、道德准备、组织准备够不够，请看看今天的救灾表现吧。举国上下，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共赴国殇，这还不够吗？

温总理，您该多歇歇。让下面的人多一些责任感，您就会稍稍轻松一些。您该看清楚了，在这之前，那些家伙，操心的到底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