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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后现代社会的生存原则
一,劳动光荣
潘太史的经济观念比较倾向于保守,始终认为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劳动光荣的观念可谓是根深蒂固。因此潘太史认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充分保障每一个公民享有接受教育并获得工作岗位的机会,而不是鼓吹如何买空卖空、投机倒把。虽然买空卖空、理财投资并不是什么坏事,如果操作得当的话完全可以使个人或机构的财富迅速升值,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衡量一个国家核心实力的客观标准并不是她的金融投机手段,而是制造业水平的高低。因此,一味鼓励金融投机、股市淘金的做法无疑是舍本逐末,据说如今身陷数股海疯狂搏杀的股民人数竟然多达四千余万,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不正常的现象。
中国人历来主张务本,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则道生”。因此,引导国民从事正当职业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使命。但是由于我国社会已经步入了官场经济的新时期,体制内势力为了尽可能多地占有体制外人士的劳动成果,便极尽各种手段提高税收、压低工资,股票市场的出现从本质上说也是政府为了实现创收目的而设置的一个赌局,从而形成了机构坐庄、股民入瓮的特有局面。
潘太史在经济学方面是个外行,充其量只是一名社会生态学者,但是经过初步观察就发现了股市如赌场的奥秘,股市中子虚乌有的财富本身实际上只是体制内人士在官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吹起的泡沫而已,通过市场的涨迭起伏来诱使群众进入股票市场,通过反复振荡来调高人们发财的欲望,随后再制造借口引发股市崩盘,从而获取预定的利益,也就是所谓的“诱之以拼而陷之以死”。因此股票市场的剧烈动荡应该说是党中央求仁得仁的结果,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施政理念的具体步骤。
潘太史认为人生的第一课就是应该牢固地树立起劳动光荣的信念,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可以适当地涉足理财领域,甚至其收益会超过自己的劳务所得,但是绝对不能因此而舍本逐末,把全部赌注统统押在风险投资上。只要身体状况许可,就不应该离开生产斗争的第一线,以便在获取劳务收益的同时为社会创造真正的财富。
二,贫不学俭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788年,淮南钱帛二十万至长安,李泌悉输之大盈库,然唐德宗犹数有宣索,仍敕诸道勿令宰相知。泌闻之,惆怅而不敢言。 司马光曰:“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民,己必豫焉。或乃更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贫不学俭’。夫多财者,奢欲之所自来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丰其私财,财丰则欲滋矣。财不称欲,能无求乎!是犹启其门而禁其出也!虽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非其道故也。”
众所周知,中共执政之初,非常注重廉政。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更是强调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例如陈永贵同志,他在当上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以后,其生活水平和工资待遇并没有显著提高。许多领导干部也象他一样,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到了上下平等、官兵一致。而邓小平掌权以后,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共的党风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先是公款吃喝,后来贪污受贿,目前已经发展到卖官鬻爵了。这一切恶果,归根结底都是邓小平未能坚持“贫不学俭”的操守,对于人的贪欲采取“启其门而禁其出”的政策所造成的。
国家的大政方针如此,具体到每个人的人生设计同样如此,“贫不学俭”的美德是保持艰苦奋斗人生观的重要壁垒,也是杜绝一切骄奢淫逸生活方式的根本保障。潘太史认为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手头(包括银行卡内)不要存有大量的现款,在购置房产之余不妨将部分资金转化为外币或定期存款,或者就是从事一些比较稳妥的理财活动。人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理智,难免会有一时之间的消费冲动,部分青年男子在有钱的时候往往喜欢寻花问柳,以致于感染性病;而某些时尚女性则很容易沉溺于名牌服装、高档首饰的虚荣中无力自拔而沦为“月光女神”或“卡奴”。因此,“贫不学俭”应该成为后现代社会中的一条重要规范。
三,见可而为,知难而退
公元1965年,林彪同志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将人民战争的宝贵经验高度概括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所谓“你打你的”,就是指对手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优势;而“我打我的”,则是指不要与对手在所擅长的领域纠缠不休,而是要充分发挥我方的优势,以我为主,从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所谓“打得赢就打”是指见可而为,在时机成熟、胜算在握的时候就要把握机会、勇于出击;而“打不赢就走”则是指知难而退,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保全自己以便继续同对手周旋,并在周旋中不断壮大自己、消耗敌人,为夺取最后的胜利创造条件、继续力量,也就是《孙子》所谓的“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见可而为,知难而退”对于生活在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尤为重要,因为很多人无法指望国家、政府或其他组织能够为他们提供任何帮助,一切都要依靠自己的判断来进行取舍、投机甚至是冒险。最近,在四川地震中一跑成名的
生活在官场经济下这一代中国人应该说是非常不幸的,尽管取得大学本科的学历证书需要十六年之久,但是各行政主管部门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革命理论指引下,为了达到利用公权创收的神圣目的而推出了五花八门的职业资格证书,而那些在职业资格证书出台以前便已然从业的人员势必还将面临回炉重炼的可能性。
潘太史认为对于某些专业性极强的行业,实行职业证书的确是必要的,例如律师证、医师证等等,但是这应该与其大学毕业证书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法律专业、医学专业的学生只要能够顺利毕业即可同时获得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凡是在先前已经获取相关专业大学以上学历的人也应视同具备了从业资格。但当今社会的现实则是许多技术含量极低的工作,诸如秘书、销售、导游等行业也都开始实施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大学学历甚至是博士学历也都统统一笔勾销,据说在居民社区以开电梯为生的临时工也需要“持证上岗”。当然,这些规定无一例外是针对体制外人士而言,至于体制内人士自然要另当别论,对于清华大学水利专业毕业生一步登天担任军委主席这样高度跨专业的举动,恐怕永远也没有人去追究他在从业资格问题。
潘太史与
四,旅游不如读书
东汉著名学者荀悦(语出《汉纪》)曰:“游侠、游说、游行,乃德之贼也。凡此三游,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而供食宴之好……。”虽然荀悦所谓的三游与现代旅游的概念不尽相同,但是其核心理念对于当今社会无疑仍然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对于很多人来说,旅游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许多白领人士往往喜欢利用节假日外出旅游,而且大有从国内旅游发展到海外旅游的趋势。潘太史作为一名旅游业的业内人士,对于目前这种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套路实在不敢苟同。行业中的一些陈规陋习(诸如价格陷阱、强行参加自费项目)等等姑且不论,游客在旅途中真正用在观光上的时间往往少得可怜,绝大多数时间都浪费在了往返的路程上,而且除了身心疲惫之外恐怕别无收获。但是由于许多在职人员平时工作压力极大,为了暂时寻求解脱而不得不选择旅游这种方式来为自己减轻精神负担。
潘太史认为,旅游应该是一种既有余钱剩米、又不乏闲情逸致的消遣活动,而且二者可谓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是目前很多旅游者要么是时间上不自由,往往是疲于奔命或集中出游;要么就是囊中羞涩,但偏要赶时髦穷玩一场,在旅途当中处处算计,毫无兴致可言。因此,现代旅游虽然曾有“无烟工业”之称,但它实际上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精神污染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为了摆脱压力、缓解疲劳,潘太史认为读书才是惟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最好广泛地阅读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就实用性而言,《资治通鉴》或许不失为最好的读物,通读一遍至少要花费半年以上的时间,而且每读一遍都会回味无穷,据说毛主席一生中竟然读了十七遍!
总之,读书的成本比旅游无疑要低得多,通过网络下载的话其成本几乎为零。读书既可以陶冶情操,又可以使人远离交际场所,不必为了无聊的应酬而白白地耗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商鞅曰:“论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因此对于所谓的时髦大可不必介意,做人必须坚持自己的主见而万万不可随波逐流。潘太史断言:不论是国内旅游还是海外旅游所能收到的效果绝对赶不上开卷有益!与其空行万里路,不如精读一段书。
五,安度晚年,视死如归
只要大家从学生时代开始就能够从人生设计学的角度为自己规划人生,那么在经历了激情四溢青年时期和硕果累累的中年时代以后,势必还会有一个辉煌灿烂的晚年在等着我们去尽情地享受。子曰:“君子有三戒,及其老也,气血已衰,戒之在得。”因此一个人到了晚年就应该好好地享受一生的奋斗成果,那种老来创业、为子孙当牛做马的想法完全是本末倒置。
人到中年以后,身体的健康状况已经明显呈下降趋势,但是经验和智力则正处于一生中的颠峰状态,但是这种良好的势头很难维持到六十岁以后,岁月不饶人的客观规律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人生漫漫八十载,一旦到了耳顺之年,人生的格局基本上已经就此定型了。就象围棋中对局的双方在经历了布局阶段的勾心斗角、中盘阶段的激烈搏杀、官子阶段的寸土必争之后,棋局已经进入了无关胜负的单官阶段,棋手们此时的工作不过是为了最终完成一张棋谱而已。虽然棋局的胜负是残酷的,但是棋手们只要在对局的过程中走出了一记妙手或新手便会为只兴奋不已,可以从中体验到无限的乐趣。潘太史认为人生与棋局可以说是非常相似的,棋盘从起初的空空荡荡到由来的星罗棋布、精彩分呈以后必将越来越小,直到最终无处落子为止。
因此,人生中最精彩的部分在于奋斗的过程而不在于结果。文天祥《过零丁洋》诗曰:“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谈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事业可谓是彻底失败,但是他一生中奋斗的精神却是永存的。
事业有成的人固然可以在晚年为自己的成功而感到自豪,而事业无成的人也大可不必因此而气馁,能够做到“青史流芳”固然值得颂扬,但那毕竟只是芸芸众生当中的凤毛麟角而已,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潘太史认为,一个人只要能够做到“对得起别人,不委屈自己”,他的人生就没有虚度。
1970年出生于北京,大学专业为日语,现为自由职业者,主要从事翻译、咨询顾问等工作,对历史无师自通,尤其是对《资治通鉴》的研究独树一帜,著述多为历史论文以及针砭时弊的杂文。史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以缜密的推理论证了林彪同志的冤案,详情请见《潘太史论毛林关系的前因后果》。另外,潘太史在全世界第一个公开提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矛盾,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早已胜利地完全了它的历史使命而过渡到了官场经济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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