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丹诺那样去做律师

赵国君[1]

克莱伦斯·丹诺是美国律师界的一代宗师，也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丹诺时代的美国正处在“转型期”，是大工业发展的时代，阶级对抗、争取社会福利的运动风起云涌，存在着许多“前现代”的社会问题，观念多元，法治方兴，美国处在民权运动的前夜。正是丹诺，以坚定的正义信念和巨大的道德勇气为形形色色的刑事被告做了无数次成功的辩护，那些经典的法律之战不仅是为当事人的利益而战，更是为美国人民的心灵和思想而战，成为美国社会发展史上一道亮丽的缩影，丹诺也以卓越的贡献被誉为法律界的“老狮子”。

作为律师，他对正义的热爱、娴熟的辩论艺术，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无比同情，都大大升华了和扩张了律师的职业属性，使律师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为改造社会、关注人类、宣扬爱心、激扬美德的崇高事业，而他“永远站在世界伟大的和有能量的相反面”的对抗姿态、战斗精神恰恰又是法治精神的体现，深刻地反映了法律约束权力魔杖的艰苦努力。丹诺使律师由职业变成事业的斗争不但大大丰富了律师的职业内涵，也体现了典型的美国精神与崇高的法治理想，不愧为20世纪最伟大的辩护律师和社会正义的代言人。

丹诺对于今天中国律师的意义不言而喻。他的时代太像现在的中国，而中国律师在经历了三十年浴火重生的大发展后，队伍建设的步伐突飞猛进，制度重建的努力也有声有色。中国律师对丹诺充满了景仰与敬佩，其中饱含的法治情怀与专业追求犹如道道追问：我们时代能够出现丹诺那样的律师吗？或者，当此时代，中国律师何去何从？

尽管伟大的丹诺几乎是每一个律师心目中的英雄，但是成为丹诺还并不是一个必然的选项。与正义的激情相比，丹诺之于中国律师的意义首先是他精湛的技艺，严谨的职业规范和崇高的职业道德，也就是律师职业的专业化问题。三十年来的发展尽管成绩很大，但是律师们的职业伦理与行业规范还在建设当中，还没有达到这个行业的基本要求。律师角色的社会认同度还很低，职业操守也不那么乐观，好多律师平庸于利益的追逐与关系的勾兑中不能自拔，社会处境极为尴尬。律师职业的本质属性不能得到社会的理解不仅是民众的误读那么简单，律师们不能像丹诺那样以专业水准利人、道德风范感召人、职业操守取信于人恐怕才是症结所在。

丹诺的独特魅力来源于良好的司法环境，来源于社会对司法制度独特品质的尊重，中国律师尊崇丹诺的精神冲动当是对法治中国的期待。舶来品的律师制度能够与“无讼”传统下的中国对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序的法制建设与热闹的司法改革都是向着法治中国前进的努力尝试，而律师制度需要的法庭审理的抗辩模式、独立的司法制度与民主的政治体制建设并非一时之功，但将司法还给司法的命题依然在拷问着我们，律师、法官、检察官，他们的职业特性都应该得到尊重并获得发展的空间，时代迫切要求为法律人群体创造发展的环境。

所以，我们成为不了丹诺，但需要像丹诺那样去做律师。我们的社会可能不必急于呼唤丹诺这样的英雄人物出现，但我们需要呼唤高素质的法律人群体出现，需要呼唤司法制度的特性能够被尊重，法律职业能够得到良好发展。中国律师不只激动于丹诺高昂的理想，战斗激情，而是潜心用力，以专业求职业，以事业求伟业，从而成为撬动司法变革与民主进步的“杠杆”，唯如此，律师有望，社会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