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曾说：“我们的时代休想出现大师”。他以徐悲鸿为例，想着自己的境遇，有感而发。
　　
　　的确，回首当年，由谭盾瞿小松罗中立陈丹青何多苓顾城北岛舒婷所构成的世界是怎样的情形？依照那情形，中国离诞生大师似乎并不遥远。其实不然，其实很远。
　　
　　中国文化的确不具有产生大师的土壤，社会与人文环境是一个原因，中国文化自身缺乏——或者根本没有——起码的尊重是另一个原因。所谓尊重一是对别人的尊重，二就是自尊。自然，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在他值得尊重的前提下生成的，否则就是谄媚。所以自尊才是基础。
　　
　　之前恰好看了陈丹青与韩寒的那档节目，不知为什么，竟感觉有些阴气。虽然也有笑容，也有严肃，却都像假面，总在哪里浮来浮去。后来我想还是话题的缘故。如果放在街巷里弄，那其实就是阿婆家背地里的东长西短，只不过她们说的是街坊男女，而陈丹青韩寒说的却是文化与故人。
　　
　　陈丹青与韩寒很像是在那里盘道，你说说这个不是，我指指那个不行，以为得意，互为欣赏。我就从另一点上知道“我们的时代休想出现大师”的原因了。
　　
　　事后许多人骂，说他们亵渎大师，倒也未必那样严重。谁都有权对所谓大师做出自己的评价，这点毋庸置疑。过往年代的作家与作品自然得要接受历史的选择，一个时代把他们推为大师，另一个时代或许就会把他们鄙为庸人，遗忘抛弃也说不定。
　　
　　每个作家都有其局限性，有些是时代强加的，有些是自身固有的。然而没有什么时代的作家比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局限性更加显明。
　　
　　这还不是“文笔很差”、“读不下去”的问题。郭沫若《神女》时代的文笔不可谓不好，而巴金的文笔显然“很差”。但我以为巴金是值得尊重的，因为一个作家的根本首先是诚实，其次才是他的叙述方式。
　　
　　中国文人中从来不乏才子，甚至天才，只是缺少诚实。所以才有秋雨含泪，兆山看坟，弄得中国文化仿佛清明闹鬼，没个人样。也怨不得人们唾骂，因为那根本就不是文笔，而是灵魂的问题。
　　
　　一个人倘能写出华丽的文字，我们还可以不计人格，只看他的美文。但若人格有恙，再写出次于人格的东西，那才真是不可救药。但这样的人也不妨做成作家或副主席。这不是中国文化的悲哀，这是笑话。
　　
　　一般而言，老的自会落伍，所以特别指责故人的局限未必会有意义——除了别有用心的挑剔。何况巴金的作品也曾触动、改变过整整一代人，远胜于许多之后的人们。
　　
　　现在，中国的文化人除去以往的“掉书袋”、“舔屁眼儿”、“吹牛皮”之外，又多了“扒祖坟”的嗜好。扒也不妨好好扒，认真扒，像个正经盗墓人家。但他们只是胡乱地刨挖，于是李白就成了混子，诸葛亮成了最虚伪的人，屈原原是死于失恋，司马相如正是“包二奶”的高手，大禹也因“婚外恋”才不入家门……。
　　
　　倘是单纯的猎奇也好，许多人分明就是恶俗与贱。司马迁令人尊敬，有人就专指他的下体；李白令人尊敬，有人就专说他的放浪；曹雪芹令人尊敬，有人就专靠吃他过活，直吃到面目全非；鲁迅令人尊敬，有人就专骂他的促狭阴暗……。
　　
　　中国的这些文化人其实就是文化的天敌，不将自己变得平庸猥琐下去就不符合“适者生存”的道理似的。
　　
　　论骂，鲁迅是骂与被骂的人物，梁实秋也是骂与被骂的人物，但他们的人格没有卑贱，他们只是沿着自己的方向执著去走，南辕北辙罢了。至少他们不曾虚伪，不曾以营销的动机做人做事。相比今天层出不穷的剽窃，商人反像更讲诚信，文人却难。所以许多时候并非出于文人相轻，文人相残的典故，最根本的还是文人自贱。
　　
　　如今，在中国的文化“精英”里面，正在老去的已然消沉。刘心武只在潜心研究贾宝玉与贾格尔的血缘关系；贾平凹不是努力撰写“我为什么没有招妓”的说明书，就是倾心论证铁凝的错字为什么那么正确；陈忠实被人当作工具使唤；张炜得意于拿到美国奖，然后就学泰坦尼克一样沉没……。
　　
　　还有些更老的大师，老了老了，却又落回俗套。又是抬孔子，又是受跪拜，活脱就是文化圈里的赵本山。
　　
　　所以中国不会出现托尔斯泰，不会出现海明威、布尔加科夫、索尔任尼琴、茨威格、杜拉斯……，中国文化只会有老而不尊与少而不良者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