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级巨贪案拷问工程价格形成机制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张建辉，自2000年他第一次受贿15万元的大手笔以后，到2007年初，狂敛3100万元巨款，其中涉嫌受贿2618万元，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527万元。他因此成为广西处级干部职务犯罪涉嫌金额最大的贪官（检察日报7月8日）。

3100万元，从数额来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别说广西这样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就是在我国的一些内陆省份，有的几十万人口的贫困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也比这个数字多不了多少。一个处级干部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受贿数额如此之大，我们不仅要从惩治腐败的角度看待问题，我认为，更主要的是，应当通过张建辉这个处级巨贪案件，来分析国家拨款的工程价格形成机制，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行贿受贿行为的土壤。

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建辉3000多万的受贿资金，基本上都是通过市政工程建设，由多个包工头行贿所得。这里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包工头为了将工程揽到手，向张建辉行贿的资金再多，也没有拿到工程以后赚取的利润多，因为市政工程的“回报”太高了，甚至超过了被称为“暴利”行业的房地产，业内有谚曰：“金桥银路铜房子”。

也有一些老板说的更直接：一项国家投入市政方面的路、桥工程干下来，基本上是“三三制”，即：总投资的三分之一用在打点关系上，三分之一用在工程上，其余的三分之一就是利润了。《南方人物周刊》曾报道过近年在国内红极一时的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局主席严介和，其个人财富拥有125亿元人民币。严的第一桶金，便是南京市市政工程--环城公路，当年他承揽到的工程3000万元左右，待到项目结束时净赚800多万，基本上为“三三制”做了注脚。

据同一报道称，包工头向张建辉行贿的“潜规则”是，按照工程总价款的3--5%行贿。试想，如果一项工程的总造价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资金可以用来“公关”，那么，3—5%的行贿比例不就成为很“正常”的行为了吗？

长期以来，国家或地方投入的市政方面路、桥、房等投资比较大的工程项目，预算中如此大的利润率，不仅给施工企业行贿提供了条件，而且从管理这些工程的国家工作人员来讲，也对这些工程畸高的利润心知肚明，如果不要施工方的“行贿款”，工程的巨额利润自然就落入了包工头的腰包。从这个角度看，一些市政工程的高额利润，也诱惑一些公务人员心理扭曲。

另一方面，市政工程的超级利润，还导致工程建设领域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腐败重灾区。据官方公布的数据，自1997年我国大规模开发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开始，到2005年的8年时间内，先后有17名省市级的交通部门领导落马，甚至出现同一个省份的交通厅长连续几任前“腐”后继，张建辉的这起案件又一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其虽然不属于交通部门，但道路、桥梁尤其是环城路建设等，往往是市政工程的大项目。

众所周知，工程领域腐败案件多发的原因是工程建设利润高。其形成的原因，从程序上看，一是定额标准不完善，不少新产品、新工艺缺少定额考核，形成虚高价格；二是在招标阶段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甚至出现因利益因素，管理部门、投标单位互相勾结的违规行为；三是对违规行为处罚比较轻，如《新京报》2007年6月17日报道：新的“公路工程施工监理招投标管理办法”规定：如果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贿赂，最高将被处罚5万元。这样的规定，很难起到震慑作用。定额是工程预算的价格依据，招投标是对工程价格的市场调节。这两个环节中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推高价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是投资拉动。而各地城市化规模不断扩大，档次不断提升，市政工程建设也正步入施工高潮，并且仍将持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非常值得思考的是，对于反腐败，对于工程建设领域内的行贿、受贿，我们以往的做法多是在腐败案件暴露以后予以惩处，如果说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也多从监督方面考虑，制定一些预防性制度。其实，更应当需要考虑的是，应从价格形成机制抓起，合理确定工程利润率，比如在国家定额标准的考核确定、招投标的过程、工程监督和验收等在法定的范围内公开、透明，使一项工程的价格形成体系，既接受专业部门的监督，又接受社会的监督，减少诱发腐败的经济因素。

作者：李季平 邮箱：qsdd-2008@163.com 电话：13932141625 本文原载《大众日报》2008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