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袭警案发生后，我的第一理解是：袭警者要么有前科，与警方有深仇大恨；要么精神不正常。然而，近日公开的上海袭警案有关细节，却让我大吃一惊。

对于一个正常人，在与警方发生争执后，能够在二十四小时内从派出所走出来，不但不会去上访，而且会很高兴，很庆幸自己没有被冤枉。然而，为什么杨佳不当要向上海有关部门申诉，而且还要向首都的有部门申诉？申诉未果，还要以死报复，到上海袭警呢？

上海警方多次申明自己没有过错，在对杨佳的查询过程中合理合法，并两次赴京劝助杨佳的“行为”。为什么劝助过后，依旧造成了上海袭警案的发生呢？

暂且排除一切疑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肯定的结论：从警察盘查杨佳开始、询问杨佳、接待杨佳申诉、以及到京劝助，整个过程中并没有让杨佳的心理向心服口服转变，反而对警蔡的怨恨越来越深。

杨佳一案，即使警方无过错，也难脱没有细致地做好当事人思想工作的关系。然而，从公开的杨佳和执法民警的录音对话中可以看出，民警在执法中存在不当之处：

民警：我们一个个来，请你下车接受警方的调查，出示你的自行车凭证。

杨佳：这车我租的。

民警：请拿租车凭证交给我，你拿着纸这么远，我能看得见吗？

杨佳：你看不见执什么法啊？

“请拿租车凭证交给我，你拿着纸这么远，我能看得见吗？”如果这句话是民警一气哈成，我们可以看出，在民警要求杨佳出示自行车凭证时，杨佳按照要求出示了租车凭证，并告知民警自行车是租来的。在此种情况下，如果民警上前接过杨佳手中的租车证，看后，放行，此事也就完了。

然而，官老爷作风却让这位民警发了脾气：“请拿租车凭证交给我，你拿着纸这么远，我能看得见吗？”如果“请拿租车凭证交给我”还可见文明，还可见执法者对被执法者的正当要求的话，那么，“你拿着纸这么远，我能看得见吗？”却是充满了霸气，充满了多余。因为，任何人听了“请拿租车凭证交给我”，都知道是要求把租车凭证交到对方手上，而不是脚上，至于双方之间的距离，与是否要交到手上并无必然联系。如果“你拿着纸这么远，我能看得见吗？”是想说明“交给我”的原因，正确的话语应该是：“你离我太远，我看不见你手中的租车凭证（上的内容）。”

如果不是这名民警不会讲正常的中国话的话，显然，他此时生了气，是在生杨佳没有直接把租车证放到其手里的气。杨佳肯定听出了此话的别扭，所以，回了一句更别扭的话：“你看不见执什么法啊？”。

看整个录音，杨佳向民警多次提出问题，然而，这位民警却一次也没有正面回答。作为一名民警，不尽自己该尽的告知或说明义务也就罢了，反而，一味地来强调杨佳的义务：“那你有没有义务告诉你叫什么名字？”“那你有没有义务告诉我你是什么地方人啊？”这是在询问对方的名字和住地，还是在证明作为警察的权力？显然是在强调后者。假设法律有明确规定，在此种情况下被执法者有告知执法者自己名字和住地的义务，杨佳也没有必要回答。

什么是法律？法律不当赋予了执法者特有的权力，同样，也赋予了每一个公民特有的权利。法律面前，执法者与被执法者之间是平等的。执法者与被执法者均有向对方提出问题的权利，同样，双方也都有向对方回答或说明不能回答的义务。显然，这位对杨佳执法的民警只知道自己的权力，而不知道自己的义务。

什么是法律上的尊重？法律上规定的尊重，是要尊重合情合理的执法，对于莫须有的执法，尊重什么？虽然此事中，民警是因杨佳所骑自行车无牌无证，但是，杨佳本人并不清楚，且认为是莫须有的。

细品与上海袭警案有关的公开录音，品出的是一个法治社会里的公民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号角；品出的是一个民警在执法中只知自己的权力和被执法者的义务，却不懂得自己的义务的事实。

显然，即使上海警方没有过错，在执法过程中也存在许多瑕疵。至于杨佳在派出所内，是否因不与警方合作而受到合法强制，是否是因强制而顺利完成警方的询问，我们不得而知。

还有一点可挑剔之处：如果上海警方在自行车出租行业能够仔细检查，能够让出租行业的自行车全部挂牌挂证，杨佳就不可能在上海租上一辆无牌无证自行车，也就不会出现警方对他的盘查，也就不会导致袭警案。

杨佳案，不是一天两天的存在，而是长时间与警方的纠纷。小小一个纠纷，却最终导致多名警察失去生命，为什么？杨佳有罪，而我们的警方呢？即使无罪，也有粗执法之肯定。正是有警方这种粗执法的存在，才有了杨佳不顾生死地暴力袭警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