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青年的苦恼：学术研究也要“政治正确”？

/北京 张玉洪

最近听了几场朋友的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亦即可行性论证会)，有一些惊讶的发现。不少专家在提意见时，会很善意地提醒说，“你这个提法不太好”或者说“这种题材不要碰”。他们甚至当众说，做中国做论文总得讲“政治正确”。这实在让浅薄的我莫名惊诧。
比如一同学准备写拉美国家媒体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那为什么研究这个题目呢？他的说法是在给学生上外国新闻史时发现资料奇缺，所以想填补一下空白。当然，在座的不少人也有疑问，在该博士论文中为何不涉及一章，专门讲它们对中国的启示。该同学的名师立马自嘲说，“还是以为教学需要而作这个理由好些。免得政治不正确”。
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其实只算是小范围里传播的写作行为，成稿后大多只是作者本人、导师和学校图书馆各存一份了事，外人很难一睹真容。好一些的会在中国知网这样的专为研究者服务的机构供人付费下载，传播的范围也不会太大。说得乐观一点，一份博士学位论文，如果不经成书出版，读者应该难以突破一千人次。但就是这样小范围传播的作品，依然有着“政治不正确”的禁忌，面临“自我审查”的处境。
翻开中外历史，我们会发现，思想自由总是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而宣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诸多著作成为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指引着人类的方向。英国的约翰·密尔1859年所著的《论自由》中，列有专章《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存的一代都是一样，对不同意于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商务印书馆1959年3月第1版，P19-20)同样，伏尔泰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则在中国大行其道，让大家认识到宽容的真义。
在中国，国学大师陈寅恪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仍为知识分子认可的高标；蔡元培在北大时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所以在师资力量上不但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还有一些学术上有造诣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如辜鸿铭等人。正因开放的心态，北大才有当年的辉煌和美谈。
同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领导人也曾积极倡导思想自由。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学艺术的基本方针，也是党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虽然1957年毛发动了反右运动，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仍是一个应该坚持的好方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曾在1956年5月26日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阐释说要“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这应是“双百方针”的真义。
时下，中国又开始了新一轮解放思想的浪潮。邓小平曾说过，“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天下共见，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可在社会科学领域，又有多少人是秉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在做学问呢？这些年又出了多少“解放思想”后的著作呢？
不少所谓的知识分子循着“政治正确”的路径做学问，当然成果与陈云同志晚年留下的15字箴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差距太远。追根溯源，“政治正确”本是美国19世纪的一个司法概念，主要是指在司法语言中要“政治正确”，即“吻合司法规定”或“符合法律或宪法”。然而这一司法概念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却逐渐演变成为“与占压倒性优势的舆论或习俗相吻合的语言”。只是这概念在中国落地之后，开出丑陋无比的花来。
所以在学术界，“学术无禁区，学者有禁忌”或“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之类的“潜规则”成为众多人心目中的思想准绳，于是在他人审查前却“自我审查”起来，这样下来的结果是，一团和气，只求安全，不求创进了。虽然本文是以博士学位论文为由头，但与之相关的一个大问题是，一些译著甚至中国学者自己被写作的书大陆出版后常常有“本章有删节”的字样。读者诸君若有兴趣，可以翻翻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版)里有多少人的访谈内容被声明“有删节”。而最大的问题是，删节的理由没有，读者也无从知晓。
从小范围的研究到大面积的出版，都有一些内心“警戒线”，让矢意以研究为志业的我等后进来说，实在是如头上立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时常有画地为牢之感。1980年5月，读者“潘晓”一封名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来信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这是一个23岁青年对彷徨人生的倾诉。快三十年过去了，我也这个青年也大胆说出这一点小小的苦恼，让大家讨论讨论，也算是为解放思想提供一盘开胃菜。

2008年7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