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杨不管”们在“孺子落井”之后

像是为了让“范跑跑”的讨论能够深入下去，教育界又为我们贡献了一个奇才，叫“杨不管”。教师中总是诞生这样的角色，我有点吃惊，但并不奇怪。人们多在据此讨论师德，其实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人性问题，甚至上升不到讨论师德的地步。教育界一次次在这个问题上栽跟头，也算这个时代的奇观之一。无论对中国人，还是西方人，这都是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人性问题，也是早已解决的问题。

孟子早在二千多年前，就用“孺子落井”这个著名案例来说明人性的一些本质。孟子认为，如果突然发现一个小孩子快跌到井里去了，任何人都会产生惊骇怜悯的心情。他把这一瞬间产生的心情，称之为恻隐之心。孟子坚定地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即使一个因环境而变得冷酷、残忍的人，在那一刹那也会作出恻隐之情的反应。在孟子看来，这种反应，是人与生俱来的感觉，因为人的感觉中就有这种移情或怜悯的能力。用今天的话说，是人的一种生理学反应。孟子之所以说到恻隐之心，是想借此说明每个人天生的就有一种基本的道德意识，这种意识正是实现自我发展的基础。

孟子随后考察了人们在这一瞬间之后的反应。他带着嘲讽意味地指出，人在那一瞬间之后，或许会问自己：是不是一定要救那个孩子，这样做有没有危险，如果救了能否和小孩的父母攀上交情，或在邻居朋友中博取名声等等。有了这些想法，会有损最初的恻隐之心。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他认为恻隐之心是仁的萌芽和开端。这和《论语》中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是一脉相承的，我想要仁，仁就来了。原来仁是对人的最低要求，但同时，仁也体现了人的最高价值追求。这就是儒家思想的高妙之处。仁就像一口钟，轻轻的敲击会有小的回声，重重的敲击就会有大的回声。一个人要完美地实现仁的诸多内涵，则要一生的修身与实践。

恻隐之心，就是今天说的同情心和怜悯心。孟子把恻隐之心，看作人的一切认知的开端。有了恻隐之心，才会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孟子认为，人如果没有这“四心”，就不能称之为人。他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有了这“四端”，好比人有了手足四肢，有了这四端而认为自己无力去培养发展的人，便是自暴自弃。如果他的君王做不到，就可以暴弃他的君王。所以孟子认为，治理一个社会，首先要激发的就是人们的同情心和羞耻感，一个不能给社会带来同情心和羞耻感的君王，是可以坚决抛弃的，甚至弑君。

西方哲学同样认为这种善的品格，首先是被人感觉到的，而不是通过思想或理智进行判断的。道德之所以被称为道德感，就是因为它首先体现为一种感觉。像慷慨、仁爱、怜悯、感恩、忠贞、热忱、无私、施救等这些品格，在人们面对或反省它们时，总是给予人们一种快乐的感觉。而像残忍、奸恶、懦弱等行为，总是令人感到不快或厌恶。所以休谟认为，道德的区别不是从理性得来的，它是人的一种直觉。我们一想到别人的善行，自然就会感动或愉快，而对于表现善行的人，我们也会忍不住回报以同样的善行。休谟说，我们甚至没必要去探索这种愉快的原因。

孺子落井施救，是几千年来人们对人性的一个基本认知，也是早已形成的人类共识。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争议，只能说明价值观在这个时代的缺失。它甚至关系不到教师伦理，而只是人的伦理。如果没有这个共识，国际救援等等的许多行为，从逻辑上我们就无法理解了。因为这些救援行为本身也会威胁到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