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为杨佳辩护，我不会援引任何法律条款，因为所有法律条款都是将杨佳推向断头台的，辩护也将由此失去意义。比如杨佳的律师说要将杨佳行凶前的心理状况作为辩护依据，这就像一个医生不去救命，而是说我给你挖个鸡眼吧，我可以给你挖得非常干净。这不是他的医术问题，而是他清楚，他手头没有任何救命的条件。
　　
　　但辩护也不是全无意义。
　　
　　为什么杨佳事件没有出现类似针对贪官污吏、奸淫掳掠者那样“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热烈场面？是因为杨佳绝非一个贪婪诡诈、生性邪恶的人。他可以像所有普通人一样正视贫困卑微，却不能忍受歧视与不公正，尤其是来自执法者的歧视与不公正。
　　
　　上海警察的态度不可谓不好，比起那些拘禁刑讯，将人殴打至死，再伪造其自杀的警察要好上许多。但所谓好态度也分明透露着对权力的过度信赖及对杨佳“疑罪从有”的主观臆断。包括后来提出的1500元的赔偿和“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搞大”的警告。
　　
　　我们不知道当初在盘查杨佳的几个小时里发生了什么，但常识告诉我们的确发生了什么，否则也就不会有事后的登门劝说与赔偿的动议。
　　
　　在中国，许多人，许多时候其实只是想为自己或家庭找到一个“说法”，仿佛杨佳母亲的例子。许多人，许多时候往往并不是想挣一个什么活法，只是想要一个说法。仿佛没有汽车楼房，有辆自行车住个大杂院也很满足。但若是连骑辆自行车上街都要被怀疑，被盘查，那就会感到委屈与不公，尤其是在并无罪衍的前提下。
　　
　　我特别注意到，当知情者谈论杨佳时都称其健康活跃，性格倔强。他从小养成的习惯就是凡事讲究规则，连游戏都从不作弊耍赖。我能理解这样的人，他们日后一定会在社会上吃尽苦头，除非他们改变自己。对于社会上的尔虞我诈，杨佳可以用失业来逃避；对于社会的冷漠压抑，杨佳可以用登山来逃避。但他终归躲不开社会。类似他这样的人一旦进入社会，等到的往往就是白眼与打掉门牙的拳头。
　　
　　杨佳事件是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两败俱伤的悲剧。极端的事件说明终极问题，杨佳正是一面镜子，照到了社会的一个熟视无睹的死角，秩序之下一条触目惊心的伤口。
　　
　　所谓和谐社会首先应该从强势者开始建立，而非弱势者的安分守己。比如执法者再多些公正，多些关怀，少些麻木推委；为官者再多些责任与义务，少些私心私欲；为富者再多些仁慈善心，少些贪婪邪念……。没有人要求绝对的公平，完全的人性，但至少需是可以感到的公平与人性。
　　
　　都说以人为本，其实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个人为本，就是以杨佳、李佳、张佳、王佳……为本。动辄便说中国的人权需要十三亿人如何如何，那就等于一句空话。每个人都是人的百分之百，而非十三亿份之一，那样的话连细胞都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