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包容等级包容特权的社会主义

——我们离资本主义有多远之二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立在几千年皇权社会基础上，建立在森严的等级、严格限定的特权基础上，建立在县、乡、镇政权都热衷搞独立王国、热衷于将自己的执政地搞成天安门、白宫的基础上。虽然最高执政集体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但六、七千万党员中，认真读过几本马克思原著的属凤毛麟角，他们中很大部分接受的是被灌输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灌输者们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多年来，宣传部门把“人权”划出马克思主义范畴，却不肯动“皇权”的毫毛。众多接受“灌输教育”的干部，其思想行为与马克思的人权思想有着千般隔膜，却对当“土皇帝”万般憧憬。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包容着等级包容着特权的“社会主义”。

当“我们的社会主义”搞“公有制”，等级特权以政治地位划分贵贱人等。1949年以后，中国人在“低工资”上是平等了，在政治上是不平等的。“专政对象”自然不会与人民平等，就是在“人民”中间，干部与群众也不平等，党员与非党员也不平等。这些不平等通过“政治待遇”、“政治地位”的差异体现出来。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人们非常看重这些差异。五十年代，文艺界工资分成文艺级和行政级，行政级比文艺级工资低不少，很多人选择了行政级。这是因为行政级有相应的政治待遇（这就是行政级与文艺级的等级差异），看文件、听报告、能否订阅《参考消息》，能否享有高干医疗待遇都要选择了行政级才能享受。如果同样的工资级别，党员还要比非党员少拿一定比例的工资，党员非但没有情绪，还以此而自豪，这正说明他们的政治地位要比非党员高。在“突出政治”的年代里，为了政治地位损失些工资收入，在很多人求之不得的。这就是等级制，经济上看来平等了，政治上很不平等。在经常需要填的各类表格上，“政治面貌”栏是按党员、团员、群众、民主党派等划分的。 “政治面貌”是党员和团员的，意味着比群众有觉悟，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权利。年轻人如果是党员，社会给予更多的尊敬和荣誉，参军上大学都优先考虑；当时连谈对象，都必问对方“政治面貌”如何，除了说明人们普遍“追求进步”，也有着很现实的功利考虑。

不仅如此，档案制度直接就是为这种不平等服务的制度。中国的干部档案与群众档案是分开管理的，而干部档案就是“为组织干部人事部门历史地、全面地考察了解干部和正确选拔使用人才提供依据”而建立的（见《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人事档案材料收集归档规定》）。这也意味着只有档案归组织部门管的人，才能进入仕途，否则，就只能是“群众”，群众更多的是承担义务，没有任何特权。

将“干部”和“群众”截然分开，将“管干部”的组织部门与“管群众”的劳动部门截然分开，强调“干部”的身份，这同样是不平等的表现。文革说是要破除等级制，但也正是在文革中，“革干子女”出身的红卫兵地位明显要高出工农子弟红卫兵一等，当时红卫兵都穿军装，只有穿“四个口袋”的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才最显“正宗”，这就是在强调高干老子的等级身份！在那些年代里，乘飞机要开单位证明，乘软卧需要“干部证”，甚至到了已经改革开放的80年代，笔者家有长辈要从上海回乌鲁木齐，因为火车票紧俏就托了台商买票——当时台商有着优先购买火车票的“特权”，台商买的是软卧票，笔者长辈持了软卧票，检票处却不让他上车，说是需要出示“干部证明”，最后是让他到无座的车厢去席地而坐——今天可以上法院起诉的行为，当年视为天经地义。

计划经济时代是物资匮乏的时代，但是，一定级别的干部就可以凭商业部门发的“特供本”，特供到许多优质紧俏商品。在每户每月供应1～2斤肉、1～2斤蛋的年代，行政七级以下十三级以上干部却可以每人每月特供2斤肉2斤蛋2斤糖甲级烟一条，行政七级以上的国营大单位领导可以每人每月特供4斤肉3斤蛋2斤糖甲级烟二条，行政十七级以上十三级以下的没有“特供”肉蛋甲级烟的资格了，每人每月供应2斤黄豆和1斤白糖也算“提供”了。。。。。。。。“特供”就是特权，当然除了一定行政级别的干部，名专家名教授知名人士也享受了“特供权”。只是在物资供应整体匮乏的年代，这种好处在现在看来那么微不足道，但无论多么微不足道，这已经是特权，已经与当时民众生活拉开了很大距离，所以，当现今网上普遍呼吁反对退休待遇双轨制时，大家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个根子早就植下了，我们这些“人民”曾经把当官的拥有这种特权视为天经地义，这就是皇权社会延续下来的惯性思维。现在人们不再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了，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

现在有人认为文革是反等级特权的，因为文革提倡“36元万岁”，不错，文革的确把36元的工资制度宣传成是“共产主义的萌芽”，但大家都拿36元工资，这就是人人平等吗？我作为一个拿过多年36元工资的过来人，我把这理解成是当时执政阶层不能为人民大众提供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只能用限制消费的办法来掩盖供应不上的矛盾，从源头上控制住工资额，就是掩盖供需矛盾的办法。不过，多年36元工资雷打不动，这与“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宣传不是自相矛盾吗？那就把36元工资制度当成“共产主义”供奉起来！谁敢质疑“共产主义”呢？

在非战争状态下基本生活资料极度匮乏长达三十年之久，对于没有“特供证”的普通人来说，这日子不好过（下面我会用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告诉大家详情）。过日子的普通人不会喜欢过这样的日子。除了有“特供证”的是例外。持有“特供证”就是持有特权。

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真的不应该有那么些不平等。但我们维护了这些不平等。

就是在共产党高层，不平等也显而易见，不过党内的不平等不是以经济形式出现，而是以最高领导有着剥夺另一些高层人士政治生命的形式出现。记得薄一波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披露，1965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众人面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根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也就一年功夫，毛泽东“动根小指头”，就把刘少奇打倒了。

也有人认为当年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有不少比重，国家最高领导机构中也有来自基层的工人农民，这说明当年工人农民与国家领导人地位是平等的；然而，恰恰是当时人大开会百分之百的“举手率”，说明工人农民的“参政”是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参加人大的工人农民不可能与国家领导地位平等——他们自己也根本不敢有这种“平等”念头，他们对能参加人代会的“感恩”意识要超过参政的责任意识。又恰恰是这种感恩心态，决定了他们参加人大只能是成为举手表决的机器。对于国家施政的失误，从没有听到他们说声“不”！这怪工人农民人大代表吗？不！这是政府的失误。对政府具有感恩心态，正是作为人大代表的工农分子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人大代表的责任是监督帮助政府执政，而不是其他。工农代表绝大部分都是劳动模范，他们是各行各业建设者中的皎皎者，但是，他们缺乏监督政府执政的意识和能力，政府并没有对这些工农代表灌输过要监督政府执政的意识、更没有帮助工农代表提高“监督”的能力和水平；政府灌输的只是“当好螺丝钉”的意识。而“螺丝钉意识”只是“臣民意识”，臣民意识是皇权社会的百姓意识，臣民意识占上风，那只能俯首称臣，还谈得上挺直腰杆监督政府吗？只有在大中型企业中，企业的工人对企业的生产管理是有着一定发言权的，但这毕竟与“参政”是两码事。

长期以来，国家对国民灌输“臣民意识”灌输得卓有成效，这正说明国家并没有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最闪耀着人文光辉的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听进去，说明我们的“灌输”本身就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曲解甚至是肢解。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法国普通农民是以这样的语气这样的姿态向国王上陈情书的：“取消和废除向来破坏平等的特权，平等甚至应该是支配父子之间关系的原则”、“居民们指出：他们曾经缴过修路捐，但一条路也没有修好。”法国特罗瓦城商界则对国王陈请：“从今以后不得因滥用国王敕令肆行拘捕而破坏公民自由”、“非经全国同意，不得征收任何租税”、十八世纪的法国普通农民普通商人是这样挺直了身板与国王说话，我们这里是不宣传的，更不会“灌输”给老百姓听。虽然互联网带来了时代的飞跃进步，今天的中国农民见到国务院总理都不怵了，都敢哭敢诉了；群体时间的大量涌现也说明人民有了权利意识，但致使农民在总理目前哭诉的原因、致使群体时间大量发生的根本原因，却在于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而我们对等级特权碰都没有碰的缘故，有着等级特权利益的人们为了“力求使自己有别于同胞”（西耶斯语），拼命彰显扩张自己的权力权利，到了基层百姓这里，利益被剥夺殆尽。2001年我曾因工作关系在两个月时间内乘火车和长途汽车跑遍华东某省十一个地级市附带一些乡镇，中国底层社会的无助无援和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为所欲为，我亲眼见亲耳听，我深深体会到中国冒出那么多的上访居民，实在是被逼无奈！从那十一个地级市归来后，我专程到永定门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前，看着排成长队的访民，看着马路对面来自各省的公安车辆，我在凌厉的寒风中长久站立，心情只能用“欲哭无泪”来形容！

为什么执政党执了政以后就不愿向等级特权开刀了呢？因为这等于将到手的利益放弃。利益只要到手，就不肯易主。注意！资产阶级革命是“消灭”了封建国家等级特权这些利益，而不是“易主”让自己来继承。资产阶级是第三等级，即有钱的城市平民等级，另外两个等级是教士和贵族，这两个等级到今天还存在，马克思为什么说是被资产阶级“消灭”呢？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用金钱的力量把这两个阶层“摆平”了！就像皇室表面被立宪制“摆平”，骨子里还是被金钱摆平一样。资本主义社会只相信资本的力量，这个现象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述：“虽然在观念上，政治权力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却是后者的奴隶。”

照理，中国的各级执政者除了人民利益就没有其他个人利益，他们不应该有什么 “金钱势力”。但由于高级官员不愿意公布个人财产，这使人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否悄悄地拥有了金钱势力。不管如何，高级官员不愿意公布个人财产本身就是持有特权的反映，他们如果真的悄悄用有了金钱势力，那更是持有等级特权的必然结果。

今天中国，已经从“计划”走向“市场”。这是权贵——等级特权的代表主导的“市场”。我们通常称之为 “权贵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