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能否获得一枚奥运金牌？

奥运历史上从来都少不了“第二赛场”，或曰“潜赛场”。这里是历史上所有奥运举办城市所在国的竞赛领域，参赛者是政府。

“天地之间有杆秤”。国内外人民群众翘首以待并依托历史而观察瞩目大概是评奖；以世界各国媒体为前沿而牵动纷纷扬扬的褒贬与评价，大概是颁奖。奥运史册上，为“潜赛场”设置了公允而以人心为载体的“潜纪录”。

毋须讳言，这种“潜赛场”的竞争，是无可回避、无可否认的。

而无论是围绕奥运而体现出的国家经济实力、奥运体育设施规划设计与建设、组织协调、经济运作、文化交流、形象宣传、接待、安保、服务，还是中国奥组委提出的人文奥运、绿色奥运、文明奥运等等，其实在奥运“潜赛场”竞技中都可以概括为软实力较量。

本来，参赛者应当包括百姓、社团、政府。但是由于种种人们心知肚明的原因，比如中国政府的巨大投入、中国围绕奥运而展开的各项筹备工作在权力上的集中，中国所处的微妙的历史阶段及各种“背景图片”，等等等等，更由于制度上的原因，造成中国在2008奥运“潜赛场”的参赛者主要是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巨大成就为实力基础而参赛，因而出手不凡，目前筹备工作已经得到许多好评，有希望使北京奥运成为“最好的一次奥运”，甚至下届奥运举办方已经表示可以从北京奥运学到许多东西。

其实，政府参赛最实质、最重要的取胜之道，在于其先进文明的价值理念。而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已经拿出不俗的表现。然而，是否能获得一枚金牌，还是希望渺茫。但无论如何，中国政府赢得了一次机会。

政府参赛项目，更像是“五项全能”。

在国际社会将体育政治化、有悖奥林匹克精神而对圣火传递采取抵制手段时，中国政府既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政治胸怀。其实毫无必要一听就爆，一闻就炸。此时需要的是“无故加之而不怒，骤然临之而不惊。”弱国与小国的敏感决不是大国风范。

在反对国际社会中某些将体育政治化的声音时，颇需要检讨“双重标准”问题，即国内的将体育政治化。奥运会在国内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用一句不再时髦但又很贴切的话说，已经成为“最大的政治”。比如汽车交通分单双号也许是必要的，但取消所有的早市是必要的吗？将大量外来人口驱逐出北京是必要的吗？人民群众甘愿付出代价是一回事，避免让人民群众付出过多的、毫无必要的代价是另一回事。这中间有太大的需要检讨的余地。奥运虽然重要，但比奥运更重要的事情多得是。

大量志愿者的招募，从根本上来说是政府行为。志愿者的趋之若鹜、热情与勤奋及其及将发挥的重要作用，功劳肯定应当记在老百姓身上。老百姓为奥运付出了很多，重要的是，志愿者并没有通过真正意义上的社团组织而动员和组织，这是一种实质上的政府行为。我们从新闻报道中看到大量海外侨胞通过种种社团支持奥运，为什么中国人一到海外就可以自由组织社团，而在国内，即使是参与奥运服务这样奉献爱心的举动，也无法扮演一个真正公民的角色？公民社团，真的那么可怕吗？

7月23日，距北京奥运开幕仅剩半个月，北京奥组委官员宣布，北京将在奥运期间开辟3个游行示威地点。此举不仅引起“友邦惊诧”，也引起国内舆论哗然。本人毫不怀疑此举是一种进步。仅此，就可以使政府参赛获成绩大大上一个台阶。

问题在于，政府参赛，也需要进行“兴奋剂”检验。而能否通过“药检”，关键在于两项指标：

第一，时效悖论！

开辟游行示威点，扩大新闻媒体透明度等等，究竟符不符合国情？究竟是不是宽容与理性的选择？究竟是不是走向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步骤？总而言之，用简单的话来概括，究竟好不好？如果不好，为什么在举世瞩目的奥运期间推出这种举措？如果很好，为什么仅仅在奥运期间如此这般？

奥林匹克史学家戴维·沃利钦斯基说：“北京的举动是所有城市在举办奥运会时行为的最极端版本。”所谓“极端”，有两个含义：其一是说北京游的其他城市没有；其二是说“北京版本”令人惊讶。我们不得不承认，为筹备和举办奥运，许多措施与日常社会生活具有巨大的反差。有的反差是临时措施，有的反差则涉及到结构性深层变革。如开辟“游行示威公园”、解禁境外报刊等。后一种反差蕴含着深刻的悖论：如果可行，为什么仅在奥运期间暂行？如果不可行，为什么在奥运的重要时刻推行？

第二，地区差异！

北京奥运会仅仅在直接经费上的投入，已经是雅典奥运会（150亿美元）的三倍，如果再加上间接投入，俨然成为最昂贵的运动会。其中一部分，也许对于打造北京“首善之躯”会有很大帮助，也就是说可以转化为奥运之后的长期基础建设。首都嘛，北京以外的全国人民是宽容理解的。但是，如果用综合指标来看，当北京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文明差距的时候，空气污染、交通秩序、城市绿化、文化设施、形象展示，以及方方面面现代化、国际化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奥运之后是否可以持续？是否可以逐步地向其他地区蔓延、渗透？

奥运之后，中国面临着真假“可持续发展”与真假“和谐社会”的严峻考验，也面临着政府参赛是否符合“药检”指标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