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危局与变法，再论中国人应该精诚团结

作者：张星水

笔者前几天写了一篇《中国人应该团结，警惕极个别西方政客的别有用心》，哈哈，没想到遭到了部分网友的误读误解，我相信许多持善意批评和抨击意见的好心网友并没有真正静下心来认真仔细地读完我那篇文字并不算长的文章，体会不到文中“曲线救国”的苦心孤诣。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大家都是上班族或工薪族，每天的工作强度就像是枪林弹雨一样密集，哪有多余时间去仔细阅读《博客中国》上名家如云的专栏文章呢，能够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地瞄上一眼就已经算很给作者面子了。但是，我仍旧感觉有必要再写一篇相关题材的文章，以全面细致地阐述一下我个人近些年来对于国家民族之前途命运的理性思考和一些尚不成熟的肤浅认识，可谓只言片语、抛砖引玉，供大家批评指正。笔者始终坚持认为：中国人的团结问题十分重要，因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理性爱国者，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不会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重蹈历史之覆辙，上演近代史上四分五裂、内讧纷乱、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社稷遭殃的华夏民族之悲剧。在当今互联网高科技信息时代，难道中国真的不能避免“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由于制度性腐败导致官府赋税过重，导致民不聊生从而引发社会危机爆发的再次降临吗？中国人应该精诚团结、中国人需要达成共识，中国人需要凝聚一股健康理性的爱国力量，以形成未来变法维新的本土化之推动力，来共同面对危局与挑战，竭诚为国效力、替国分忧、为民众之福祉竭诚服务。

毋庸置疑，中国的局外人站在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的纵深大视角进行系统观察，会客观地发现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物质积累和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比毛泽东时代富裕了，科学技术进步了，文化教育发达了，基础设施完备了，综合国力增强了，中国的司法体系也已经初具规模，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也在不断的完善与发展之中。一言以蔽之，虽然问题多多，但是，局外人会发现中国社会的确在日新月异地进步演绎之中，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确在进步演绎之中，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也的确在进步演绎之中。中国虽然距离国泰民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向善、安居乐业、王道乐土的“尧舜之治”所反映的人人平等、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局外人仍旧可以隐隐约约地预测到中国未来之希望和目标的曙光乍现。而且，中国人民在以倡导“以民为本、构建和谐”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以及“科学发展观”的胡温为首的中央政府的英明领导之下正在向着上述目标马不停蹄、稳步前行。可以说，这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变革是以一种渐进式的改良模式在悄无声息地持续演绎着，可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除了举世瞩目的改革成绩之外，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虽大，但是仍旧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地大物稀、人口众多、资源紧缺，在许多领域和制度建设方面还与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中国的改革之路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和艰难，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还依然存在，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在逐渐拉大，地方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制度性腐败现象也十分突出，官僚机构的挥霍浪费现象有增无减，农民失去土地的群体事件与日俱增，房地产开发商为富不仁的社会现象比比皆是，司法腐败的个案丑闻时有发生，群体性信访问题的周而复始，地方上官民冲突的现象愈演愈烈，在个别地区和少数地域甚至存在着爆发局部社会危机的土壤和氛围。可以讲在今日之中国，繁荣与腐败并存，富裕与贫穷并存，高尚与愚昧并存，理性与民粹并存，危机与挑战并存，机遇与希望并存。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屡屡问题的频繁出现在表象之下折射出中国政治的制度之弊，而制度之弊则是必须要通过变法才能够根治和解决的。这让笔者不由想起康有为在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第一次撰写的《上光绪帝书》中分析当时的朝政和时局，康有为声称“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请求光绪帝“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挽救国家危亡于既倒”。当今中国社会，虽然不像清末那样国力衰竭、内外交困，清廷不得不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之下硬着头皮考虑变法图强之权宜。但是，一百年后的当下之中国，同样存在变法的制度张力、民众需求与国际环境，这也是时代潮流的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让人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直觉判断。乐观地讲，在中国当代社会的现实语境之下，变法在一定程度上的客观条件已经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面对危局与希望，执政者应该冷静地看待社会矛盾和尖锐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纷纭凌乱的社会积弊也是由于长期的制度缺失而经年累月逐渐积蓄起来的“肿瘤”。而治大国如烹小鲜，切不可轻易启动“阶级斗争”或实行“乱世用重典”的苛猛政策，使得社会重新陷入动荡与恐慌的人人自危的“文革”非常状态，这样大规模社会运动式的纠错机制往往会酿成天下大乱、人心不古。执政者应当理性梳理社会积弊，妥善处理突发事件，既不可等闲视之、也不宜矫枉过正。作为各级政府，应该大力加强廉政建设，加大反腐力度，加强社会调研，重视信访问题，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打击贪官污吏集团，抑制特殊利益集团（地方诸侯和权贵豪强），礼贤下士，选贤任能，主动吸纳社会民间思想精英中的有识之士加入到政府的体制内，择优录用，为国家选拔和任用真正的经世济民之才和睿智可造之才，淘汰掉官场的庸碌无为之才和滥竽充数之人，一扫官场之陈腐暮气。在局部地区和个别机构，在可以有效控制社会秩序的前提之下，逐渐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胆尝试，甚至可以考虑在条件成熟的个别地区设置政治改革试验特区，试验尝试许多国人都望眼欲穿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被许多人看成是国家治理方面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试就灵，就像当年欧洲盛行的马列主义被李大钊、陈独秀等激进北大学人传入中国之后的“五四”青年们一样狂热痴迷，热衷迷信于共产主义救中国的理论，盲目地崇拜马列主义这个西方的舶来品，盲目地以俄为师，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推翻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通过武装革命的暴力方式在中国实现苏维埃政权，而积极参加共产革命的很多知识青年，诸如顾准、李慎之、李锐、谢韬、李普、于浩成、包遵信、何家栋等思想名家在暮年岁月对于自己年轻时代的思想幼稚病和热血青年的盲从性，做出了深刻的内省、剖析、反思与忏悔，可惜时过境迁、为时已晚。但愿将来的“抛弃中国儒家传统、唯西方民主至上论”的热血知识青年们不要再犯同样的幼稚病，好心办错事、欲速则不达，无数历史范例告诫后人，激进狂飙的突进速度并不可取，在中国进行体制变革，似乎还是应当以遵循“慢工出细活、功到自然成”的老成持重原则为稳妥）。这方面，既要警惕极端激进的全盘西化，也要反对因循守旧的僵化思维，要向上世纪抗战时期的重庆国民政府的历史经验学习，在国共合作、戮力同心、共同抗日期间，陕甘宁地区可以允许共产党人设立独立于国民政府之外的边区苏维埃政府，而又对之加以约束和防范。在那段特殊的历史年代，国共之间既要合作抵御外侮侵略又存在国内地盘之争，二者之间关系颇为游离、错综纷纭，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竞争。然而，得民心者得天下，善于团结人民的政党才能够在政治博弈和政党竞争之轮回中笑到最后。所以，抗战胜利之后的国共内战之中，武器装备处于相对劣势的共产党人战胜了国民党美式装备的精锐抗日之师，最终取得了大陆的统治权，建都于北京，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抚今追昔，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合法统治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实事求是的讲，尽管成就巨大，但是不应固步自封。中国共产党应当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渐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力度，真正落实胡锦涛主席所阐述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思想，并逐渐地分阶段实践取信于民、还政于民的宪政治国理念，以实现“权为民所授”的宪政权力之合法性源泉，以顺应时代潮流发展之需要。事实上，变法并不可怕，也绝非洪水猛兽。梁启超在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撰文指出变法维新之必要性：“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他尖锐地抨击当时的洋务派首领只知道一味进行“练兵、置械、建厂、买办”等振兴经济之举措，而没有重视变法之本源，即体制之变。一百多年前的康梁之辈尚且有如此见地和胆识，环顾当今和谐社会，拥有超群实力和优势数量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应该具备变法的魄力和自信。如果变法，凭借中国共产党的综合实力和人脉资源，则其中国第一执政大党之政治地位在未来五十年内将无人能撼。因此，变法维新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而言也绝对是利大于弊，可谓凤凰涅磐、脱胎换骨、欲火重生。这样，中国共产党就会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民选公仆，真正成为中国社会和谐转型过程之中流砥柱，真正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带头大哥，于国于民于党，有百益而无一害，何乐而不为之。

最后，需要着重强调一点，中国社会面对危局与挑战，任何改革变法举措要成功，中国人的内部团结最重要，人心齐，泰山移，家和万事兴，和谐才能兴邦（执政者最担心的事情也是害怕“变法”会导致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社稷倾覆、分崩离析的崩溃大结局）。为了打消执政者的思想顾虑和担忧恐惧，为了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不被毁于一旦，中国社会里不同思想观点、不同政治派别、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群体一定要学会和平共处、团结一致、互利互惠，有事好商量，千万不要剑拔弩张、相互诋毁、尔虞我诈、你死我活、自相戕害，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中国人必须避免恶性竞争的历史悲剧再度上演，要学会海纳百川的政治雅量，要运用智慧手段化干戈为玉帛。政府一定要善待人民，给人民以充分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实行惠民仁政；百姓一定要理解政府的难处和顾虑，血浓于水，一个屋檐下，一切均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危局与挑战面前，精诚团结之精神尤为重要，也将为未来中国的变法之路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民意支持，以避免出现因为变法而导致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群龙无首、各自为政、秩序混乱、分崩离析的失控局面（国家如若真正崩盘的那一天来临，这些极力倡导从速“变法”的“民主精英”可就真的大祸临头了，爱国民众的吐沫星子也会把这一小撮人活活淹死，误国误民的书生蜕变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失去国家的庇护，即使流亡海外，惶惶终日如同丧家之犬，而死无葬身之地，且留下千古卖国贼之骂名，一想到这里，就感觉不寒而栗）。所以，笔者认为中华民族的精诚团结最为重要，否则，一旦发生因为人心不齐而导致变法失败并最终导致陷国家于分裂内乱的严重后果，悔之晚矣！两害相权取其轻，则宁可暂缓启动变法事宜，将其束之高阁，留待后人在客观条件成熟时为之。当然，乐观主义者是不会认同上述悲观情绪的“杞人忧天”，他们认为只有制度性的变法才能避免中国走向分崩离析的社会动荡（或称之为“革命”）。林则徐面对晚清糜烂之变局，曾经慷慨激昂地铿锵说道：苟利国家生死以，且因祸福避趋之。同样，面对当下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诡异莫测之变局，我们每一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应当抛弃思想恩怨与利益宿仇，为了国家命运和民众福祉而牺牲小我之私利，成就大业之伟岸，吾辈同仁面向锦绣征程，不待扬鞭自奋蹄。借用梁任公为王安石作传时所经常提到的那句话：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笔者认为只有出现了具备这样伟大政治胸襟的人才能够胜任今世变法之大任，这也许就是变法目前尚还欠缺的“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