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一个多事之年，除了各种突发事件之外，还有多种迹象表明，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异常不稳的时期，需要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以防不测。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金融政策依旧是，以货币和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以严格的金融管制和外汇政策来“控制”金融风险。应该说，这套政策组合拳在正常情况下是有效的。然而中国本身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经济体，而是一个大型的转轨经济体；当前国际上也不是一个正常的金融环境，而是一个秩序动荡(以美元丧失信用为标志)、拐点浮现(有可能发生从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紧缩的转变)的高风险环境。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需要想出更多的办法来未雨绸缪。

传统的经济政策，在特殊时期往往会受到挑战，这是因为它所仰仗的决策体系，通常使用一些表面的经济指标来判断方向。比如说，依赖CPI(消费价格指数)数据来判断经济是否过热，通胀是否严重。其实如果看过去几年中国的资产价格(房价、股市)，不难得出流动性早已大规模过剩、投机性投资活动早已过热的结论。而如今CPI指数的上升，反而只是通胀末期的所谓“翘尾效应”，恰恰是流动性紧缩可能到来的标志。通俗地说，泡沫高涨的时候才是严加调控的最佳时期，在泡沫晚期不断收紧流动性，其后果极可能是一场“硬着陆”。

目前情形下，不能再对经济数据做照本宣科的解读。GDP增长率多一个百分点还是少一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名义房价究竟是在上升还是在下跌，这些纸面上的经济数据，在特定的经济时期并不一定反映真实经济的运行状况，更不能在这些数据上定标杆，下指标，把它们当成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如果单看国民账户报表，中国经济似乎风平浪静，有些表面数字如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高速增加的外汇储备，还可以被解读成大喜讯。但只要深层次观察实体经济，结果就未必如此。

经济警号其实相当明显：(1)庞大的非正常外汇储备占用大量金融资源，随时可能因热钱大规模出逃而使金融体系失序；(2)反复采取收紧银行存款准备金的办法来控制通货膨胀，已经影响到以银行贷款为主要融资渠道的中国企业，与此同时对通胀的抑制效果并不明显，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有可能出现最令人头疼的“滞胀”现象；(3)对资产泡沫的错误调控政策有可能导致资产价格的“硬着陆”(参见我年初《当心消费者和房产商“双输”的硬着陆》一文)，使国民财富白白遭受损失；(4)贫富分化进入高危区，已经由单纯的经济状况分化，衍变为社会心理的强烈对立；(5)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相对比重早已超过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甚至超过了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参见我过去几年来就此问题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国家财富向政府手中畸形集中，不但妨碍经济发展，强化贫富分化，而且等于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筐子里，冒着极大的经济风险。

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无论对内对外，都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宏观政策不能再陷于“控制通货膨胀”、“调控房价”、“增加就业“等指标。防止实体经济衰退导致国民收入锐减，防止金融体系失序导致国民财富蒸发，这两个防止才是重中之重。有必要果断地采取非常政策，以度过经济风险期，延长中国经济繁荣周期。具体来说，在对外政策上，我主张立即停止人民币升值，恢复联系汇率(可在一次性升值之后)。理由可参见我三个月前《人民币升值进程应当停止》一文。而在国内政策上，我认为目前最有效、最应当采取的政策，就是大规模减税。

大规模减税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1)厉行减税将极大减轻企业负担，从而在收紧货币政策、预防通货膨胀的框架下，避免经济因过紧的流动性而导致衰退；(2)企业减税将刺激资金回流实业领域，从而“自然”地消除资产价格上的泡沫，同时又不会像现行某些硬性“打压”泡沫的政策那样导致硬着陆；(3)减税对股市来说也是最好的“救市”策略，它从中长期看显然对股市是极大的实质利好，同时在短期还会刺激部分资金流出股市，不会像其它的“托市”政策那样导致新一轮恶炒；(4)减税如果辅以某些激励企业提高职工工资的政策，还将普遍提高民众收入，减轻贫富分化；(5)减税是将财富还于国民的最直接途径，也将显著减低财富过度集中于政府手中造成的系统风险；(6)从中长期看，减税是增加企业支出、扩大内需的高效手段，能有效延长中国经济的繁荣周期，这最终将使国家财力得到可持续的、而不是竭泽而渔式的增长。　

来源：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