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丰事件进中央党校成省部后备干部必修课

（核心提示）近日，记者获悉，去年底到今年初发生的陕西绥德事件、辽宁西丰事件和湖北天门事件等三大新闻事件，已经走进中共中央党校案例教学的课堂，成为省部级后备干部和市地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进修班的必修课。

有观点认为，这意味着中央高层对领导干部处理公共事件问题的高度重视，并加强了对领导干部处理公共事件能力的培养。

为什么三大新闻事件会成为中央党校的必修课？请看——

一堂特殊的案例教学

“您对有关部门在事件发生后的处理如何评价？您作为省委省政府领导将如何指导事件处理？结合大家在各自岗位上的工作体会，讨论一下在新的形势下，怎样才能正确应对和处理突发性公共事件？”

6月18日，在中央党校“领导干部如何处理公共事件”案例教学的课堂上，该校政法部副主任卓泽渊，向他的一批“特殊学生”提出了这个问题。

该堂课讨论的三个案例，则是此前被媒体广泛报道并引发社会强烈反响的辽宁西丰原县委书记派警察赴京拘传法制日报记者事件、湖北天门一男子拍摄城管与村民冲突而被打死事件，以及陕西绥德某校长追县长签字被拘留事件。而据了解，在这三大新闻事件中，唯一没有结果也是社会公众更加期待的，就是辽宁西丰事件；当事人张志国，虽已被“责令引咎辞职”，但目前仍然是辽宁省人大代表和中共铁岭市委委员。

这群“特殊学生”，是中央党校第24期中青一班的学员，分别来自中央和全国各地国家机关的100多名省部级后备干部。但无论之前身份如何，在这里都成为普通的学员。不同的是，这些学员大都有着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和一定的理论基础。

中央党校是轮训、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它承担着省部级、地厅级干部、县（市）委书记、中青年后备干部及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的重任。不少地方官员将进中央党校培训当作晋升前的重要信号。

有数据显示，1978年以来，经过党校培训的中高级官员累计已有五万多人，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记者了解到，中央党校正在推进研究式教学改革，而案例教学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三大事件进党校的背后

这三个集中于地县级的新闻事件，为什么会进入中共中央党校的课堂呢？

据卓泽渊介绍，上述事件发生后，社会反响强烈；中央最高层领导做出批示，要求开展加强领导干部处理公共事件的能力培训。于是这项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中央党校头上。

“党校安排政法教研部牵头，”身为政法部副主任的卓泽渊，和他的同事刘永艳、姜小川、牟卫民、齐惠、张立伟一道，成立了教学组，专门开展领导干部如何处理公共事件的教学活动。“然后我们就以这三大案例为线索，搜集整理材料，编写教案和ppt课件，做好了课程准备。”

“本来这堂课是给中青一班准备的，后来临时被增加到了6月3日的一个市地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进修班课程中。”卓泽渊说，同样的内容，他也讲给了这40多名市地党政一把手。

在他办公室的案头，记者看到了这份长达37页的《领导干部如何处理公共事件》教案。

以天门事件为例，该教案详细梳理了事件背景、事发过程、天门市政府的反应、媒体及大众的关注，并分小组设计了不同的问题。

三大新闻事件进入中央党校，是否意味着基层干部处理公共事件的能力亟待加强？

在卓泽渊看来，党政领导干部的政治层级越低，“和人民群众的社会联系就越多，一旦在其管辖范围内发生公共事件，首先就是他们冲在最前边，所以看起来好像基层干部容易在处理公共事件时出现问题，这是直接原因。”

在有的地方，官员处理公共事件的成败，已经成为影响其未来仕途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是他们在政治成长过程中随时可能遇到的课题，”卓泽渊称，不同时代对领导干部有不同的考核标准，在中国目前这个时代，干部处置公共事件的能力已经是考核标准之一，“会影响到他们的未来发展”。

公共事件的社会机制

随着厦门PX事件引发的公民集体散步以及其他相关网络风暴等的增多，尤其是2006年初《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发布之后，公共事件一词越来越广泛地被使用。那么，什么是公共事件？其背后发生的社会机制有哪些？

“公共事件就是指由公众参与的、涉及公共利益的、具有公共影响的重大社会事件”。尽管学术界并没有对此做出公认的定义，但卓泽渊还是谨慎地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公共事件的增多与频发，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民主发展的产物，更是政治钳制退却而民主法治尚未到位的结果。”

卓泽渊认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政治钳制得以解除，社会调控必须要用有新的民主与法治的机制将其取代；但民主法治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立和完善的，因此会出现一个社会调控机制的‘空挡期’，公共事件也就更容易成为社会公众表达诉求、实现权利的重要选项。”

难题难在何处？

“如何认识、处理公共事件，是各地区各部门主要党政领导干部所面临的重大难题。”卓泽渊说。

据了解，参加培训的140多名学员，几乎高度一致地认为，对处理公共事件进行培训学习“意义很重大”。因为“大部分公共事件需要他们去处理。”

“作为教师，想通过课堂来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也是很困难的。”不过卓泽渊感到，领导干部对公共事件认识的程度“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没有人会觉得培训可有可无；相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他们的必修课。”

“政府应对公共事件，问题非常多。”卓泽渊坦承，公共事件的参与者众多，“众怒难犯”、“众口难调”；利益诉求强烈；利益结构复杂，导致政府处置公共事件的难度陡增，要求更高。

“通过这三个事件，人们可以看到，现代社会的传播工具、通讯手段、交流平台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网络与传统媒体交织在一起，使得公共事件不再只是原来的人的、客观的、物化的聚会。”

卓泽渊介绍，以前对某件事有看法，人们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场所内加以讨论、批评；现在借助网络、传媒等现代化手段，就可以克服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在家里人们就可以集体或者分别上网，到一个论坛发帖子，这就可能形成一股网络意见风暴，进而演化成网络上的公共事件。”

“网络本来就是社会的构成部分，网络公共事件就是现实社会公共事件的反应和组成部分，就是现实的公共事件。”卓泽渊认为。

破解之道

“必须理性面对，科学处理，”卓泽渊给出了他的破解之道，“才能临危不乱、应付自如、游刃有余、无往不胜。”

针对上述三大新闻事件均发生在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的情况，卓泽渊认为，一个地区干部处理公共事件能力的高下，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有一定影响；但是经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遇到的问题不完全一样，解决方式就不一样。

卓泽渊认为，影响领导干部处理公共事件能力的因素，和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程度、下属领导干部的素质都是相关的；而要提高党政干部处理公共事件能力，从根本上说“有赖于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主法治的发展。”

他强调：越依法办事，公共事件的处理“越没有事”：“第一，要遵守法律的确定性规定；第二，不得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第三，得尊重人民的法定权利，保障人民的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要恰到好处，恰如其分”。

“公共事件的最终解决，还是要回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上，因为公共利益是民主的最基本体现。而领导人要顺应时代发展，否则就谈不上领导社会发展的问题，而是能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问题。”卓泽渊认为。

转自：2008年7月2日《成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