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的课时劳务费发下来了，我因为执行北大的海外教学任务，3月底才从日本回国，所以本学期的课时劳务费只有560元，可以买一辆双轮的名牌私家车了，伟大的北大中文系啊。回国三个月，才终于把积压半年多的书刊全部浏览和整理了一遍。最后的一本书是山西作家乔忠延的《乡村记忆》。乔忠延作为临汾市的一名文化干部，多年来坚持扎扎实实的乡情散文写作，而且还是山西文化研究专家，所[阅读全文]

今天中午会见了两位耿直的朋友，彼此赠了书，谈了些忧国忧民的问题。心中揣摩了些救助地震灾区的办法，但估计政府也都想到了。咱们平民不由自主地去想这办法那办法，是对政府的能力不大信任的表现也。美国一朋友电邮说，应当呼吁各国来援助，这对增进中外友谊加深相互理解很有好处云云。其母曰：“拉倒吧，小祖宗，哪都落不下你！”受灾情况还是很不明，不知道最后的极限会是什么样。[阅读全文]

⊙我所说的“新科举制度”，这是有一整套评价标准、竞争机制和操作程序的，如职称的评定与竞争，学科带头人、人才工程的成员的评定与竞争，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学术基地的评定与竞争，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的评定和竞争，不同级别的评奖的评定和竞争，等等。——在许多场合已经变成闹剧了。

36位学者和作家的数十篇随笔，如同一扇扇造型迥异的小窗，读者从中可窥见北大的多个角落，从而在心中拼接出一个完整的北大，并参与编者和作者对北大的纪念、反思与批判，一起为“文化学术的殿堂，自由思想的圣地”招魂：当北大沦为“SCI排名”和金钱利欲的奴隶，当北大拒绝求知若渴的旁听生，当北大拆除三角地布告栏，当北大将喜欢独立思考的学生视为“不安定因素”……北大还是北大吗？

今天不难看出，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他的理想曾一度在北大得到光辉的实现，其影响所及，至今北大在国人心目中，仍是一方“精神的圣地”。但我们也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这光明的一瞬只是三五年的时间。在年复一年的回忆的加添中，每个北大人心中的北大，已经成为某种心向往之的精神的象征。

1978年金秋十月的一天，我在北京站坐上了北京大学派来接新生的车子。驶进长安街的瞬间，我的心少有的蒸腾飞翔起来。记得当时我暗暗立下个心愿：一定要对得起这三年，拼命学好这三年。可是住进了学校29楼，和同届的研究生一接触，我就傻眼了。因为他们的决心能把我衬托得无地自容，有的人的口号竟是：三年不看电视电影！对知识的这种饥渴般的感觉现在想来似乎仍贴在身上，难以忘怀。

对于已走过一百一十年的路的北大，我们个人可能难以讲清楚其间的辉煌与衰败，光荣与耻辱，我们可以说的，是个人亲身感受到的“传统”。在我看来，北大最值得珍惜的“传统”，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用以调节、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幻的时势中，确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来自于成功和光荣，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学术道路给我们所留下的深刻的印记那样。

“你认识脚下的北大这块土地吗？”如果你对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对这块土地的精神，传统，认知上是陌生的，在情感、心理上甚至有疏离感，那么，你不过徒有北大的学籍，你不会有“北大人”的感觉，当然就谈不上是“永远的北大人”了。

张瑞芳的《我与周总理交往的片断回忆》里说，周恩来跟党内党外的朋友都打成一片，大家都叫他“周大哥”，有时干脆就叫“大哥”。实际上，周恩来就是以“江湖大哥”的形象赢得广泛爱戴的。现在，有些朋友不理解我管毛泽东叫“老毛”，管胡锦涛叫“胡哥”，或者以为我对他们不尊重，或者以为我跟他们套近乎，这都未免以己度人了。毛泽东尽管伟大，也犯了不少错误，伟大中有凡庸，叫声老毛提升不了咱，也贬低不了他，有啥不可？胡锦涛是当今主席，也就是全党全国的“大哥”，虽然离“伟大”尚远，但最近干的几件事还算比较得民心，叫声胡哥不过是代表江湖兄弟向他表示一下勉励而已，难道因此有关部门还会找我麻烦？定俺的罪名？俺党虽然腐败严重，但脑子还是清醒的，宁肯得罪百万贪官、亿万工农，也不愿得罪这百十个孔庆东吧。正像《龙江颂》里唱的：“咱怎能，听任江水空流去，忍看那，似火的旱情在蔓延？”呼儿嘿呀。

毛泽东的三位夫人虽然给他生育过十个儿女，但是身后并不热闹繁华。革命领袖用不着依靠子孙富贵来给自己增光，他们生来的意义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民大众子孙绵长的，他们的不朽业绩自会穿越历史的长空，鸣响在浩淼的苍穹。

真正强大的国家，不是用纸上的数字说话的，不是用金融账目和外汇储备说话的。真正强大的国家，是用“实业”说话的，是用海一般的粮食、山一样的钢铁、铺天盖地的汽车飞机和劈波斩浪的航空母舰说话的。所以，美国的股市崩盘了，美国的富豪跳楼了，但美国仍然是强大的美国，仍然是世界的大哥，仍然可以到处给人续诗、改诗或者强行贩卖自己的臭诗。而王二直杠的老乡们呢，一旦那点泡沫破灭了，纸上的“奥迪”标志消失了，还剩下点什么呢？

所以说来说去，这个世界到底谁欠谁的？包工头欠工人的，开发商欠包工头的，那谁欠开发商的呢？日本欠中国的，美国欠日本的，那谁欠美国的呢？英雄人物做了好事之后，一般都仿佛不大自在，总要向大家解释自己没什么了不起，好像做了好事反而就对不住大家了。此中确实大有深理可寻，当我们做了太多的太大的善事，可能就无意中扰乱了某种天机。当别人欠你太多的时候，你就欠了别人的。明明是子女欠父母的，可父母总对孩子说：“我欠你的呀，小冤家！”帝国主义强买强卖，拿走了别人那么多东西，可到头来别人都欠他的。帝国主义自己也内债外债柬埔寨，搞得水泊梁山一百零八烟水寨。这个世界，单个PK，似乎还能看明白谁欠谁的，可要是整个浪看，那就是一笔糊涂账。古人说“楚弓楚得”，孔子曰“肉烂在锅里”。也许只有到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才能算得清了。

不过，人家这样想，自有人家的道理，也自有人家的志气。我们作为喜欢胸怀天下、热爱取经求宝的中国人，还是要克己复礼，学习韩国。学习什么呢，首先应该学习的是人家那种百折不回的铁石一般的爱国心，还有，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付出百分之二百努力的拼搏精神吧。

其实这些都跟我没关系，我当年才9岁，也没注意。最令我生气的是江青把一个农民“王孝岐”的名字改为“王灭孔”，我们全家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报道后，我妈高兴得哈哈大笑，因为我妈姓王，跟我爸吵了一辈子，这回可解气了。我爸则气得一拍桌子：“这个王八犊子！你叫王灭孔？我看你叫王八蛋！”当时因为江青鼓励妇女穿连衣裙，把文艺也搞得很热闹，很多下层群众对她颇有好感。可是我因为这件事，开始觉得江青没水平。我不像我父亲那样把气撒在“王孝岐”身上，我觉得江青的思想里有一种太重视表面文章、不能实事求是的问题。

平心而论，张春桥的形象虽然有点阴不阴阳不阳的不大受人喜欢，但他的才学还是自有过人之处的。虽然鲁迅驳斥过他，但许多被鲁迅批评和回击过的人不都是著名学者作家吗？胡适和郭沫若就是现成的例子。张春桥这首《失业的人》，抓住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表现了人民的苦难及其盲目的反抗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穿越时空的思想意义。从诗歌技巧方面看，结构和语言都比较粗浅，今天看来肯定落伍了，但仍属于合乎当时艺术潮流的“先锋探索”，表现了一种文学少年的峥嵘锐气。风花雪月的东西，张春桥肯定是会写的，但他更关注时代的“天灾人祸”，这种胸怀天下的思想意识，使得张春桥走向了革命。

近日天寒地雾，电脑也跟着扮酷，不是来信乱码，就是刚一开机，马上谢幕。 过两天要去香港吃点水煎包，今天没啥写的就说说也曾住过香港的张国焘吧。2006年37期《北大信息周刊》转载《张国焘晚年贫病交加客死他乡》，引起我对张国焘传奇命运的思考。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定毛泽东不尊重科学，其实毛泽东一生最注重探索科学规律，大事小情都努力弄出个合情合理的道道，结果有时候反而因为太尊重科学而犯了拘泥的错误。比如科学家说要消灭四害保护庄稼，主席就说好吧，咱们发动群众，轰麻雀、捉老鼠，弄得鸟不聊生。过俩月科学家又说麻雀打不得，因为麻雀吃害虫，是保护庄稼的。主席便说好吧，咱不打麻雀了，光打帝修反。钱学森等大科学家指挥搞两弹一星，主席全力支持。可钱学森也发表科学小论文，把阳光照在叶子上的能量都统计进去，证明亩产十万斤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心里虽不相信，但实际也纵容了好一阵子。